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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长长见识> 天子天花: 清朝皇帝的医疗保健<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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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见识> 天子天花: 清朝皇帝的医疗保健<ZT>

allabo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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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7/03/07
文章: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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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长见识> 天子天花: 清朝皇帝的医疗保健<ZT> (992 reads) 时间: 2007-5-29 周二, 12:23

作者：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01节终生“避痘”的顺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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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１１６０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也与它有关。由于事涉宫闱，官方忌讳，致令众多相关内幕档案长期锁藏深宫，鲜为外人所知。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清宫秘档，阅读一下那些已被尘封的历史疑案种种细节。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新年还没结束，未满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死于养心殿。顺治之死，被称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围绕着他的死因，有种种传说与猜测。民间盛传着少年天子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发出家的传说，但清宫档案告诉我们：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崇德七年（１６４３）九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权利斗争后，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出人意料地继承了帝位，即顺治皇帝。不久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入主北京。顺治皇帝成为大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位天子。

六岁登基的顺治皇帝是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继位后，他始终置身于政治危机及情感挫折的漩涡中，承受着同龄人想象不到的磨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傀儡皇帝的尴尬境地，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与专权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他性格内向，体质孱弱，情绪不稳定，不得不时时提防疾病的袭击。尤其“避痘”一事，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关前太祖、太宗时期就已风行。１７世纪以来，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席卷亚欧大陆，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中国北方是天花的重灾区之一。这一时期，恰逢清政权在中国北方关外骤然崛起。

据《满洲实录》记载。清政权第一次遭遇天花，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１６１８）。这年九月，努尔哈赤起兵四万征讨另一个强敌部落——蒙古叶赫，曾挥兵直入发生“痘疫”的乌苏城，收降三百户。

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词开始在官方史书上频繁出现。史书记载，天花流行时，身为君王的皇太极不得不常常离开宫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长宁寺（现沈阳市内，后被毁）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场所。除了躲在深宫不出，皇太极还常以打猎的名义，带上眷属粮食，跑到叶赫大山里去“避痘”。《东华录》记载：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六月，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病逝。当时天花流行，皇太极正在“避痘”，没有前往临丧。之后，皇太极甚感过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处慰问。代善连忙叫人阻止，说：“圣躬犹未出痘不宜来。”皇太极却执意前往，最终协商结果，两个人跑到十里以外人烟稀少没有痘疫传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君臣会面。

清初的天花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威胁皇室，而且在社会上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及社会恐慌，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当时满洲八旗官兵也遭受到天花的严重威胁。由于他们才从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进入温暖的关内，体质的差异及对气候的不适，似乎更容易被天花感染。许多人没有死于疆场，竟死于天花。比如名将多铎，为努尔哈赤第十五子，骁勇善战。入关后下江南，擒史可法，制造过骇人听闻的“扬州屠城”等事件。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他死于天花，年方三十六岁。

《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四月，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肃亲王（豪格）心惊胆战地对另一位将军说：“我未经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致我于死地乎？”

天花流行，造成清初人丁大量死亡，直接影响了清朝初年八旗人丁繁衍的数量与质量。从档案记载来看，当时八旗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但婴儿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比如顺治皇帝，生有八子六女，八岁前死亡者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过半数以上。造成婴幼儿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则为主要病因。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四月八日曾有一道谕旨指出：“看来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

八旗以外的广大百姓境遇更为悲惨。当时来华的西洋传教士Ｄｙｅｒ．Ｂａｌｌ在给教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山西疫区看到的情形，说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只能面临死亡。

其实早在未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们就已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民间防痘法令，各旗设有专门“查痘者”，负责贯彻实施。一旦发现出痘之人，立即发往远处隔离。皇太极时，最初定为百里之外。后来虑其太远，改为六十里外，顺治入关后，又改为四十里、二十里外。《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１６６５），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在一份奏章中提到：由于凡民间有出痘的人，立即迁出城外四十里进行隔离，以防传染蔓延。当时甚至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症状与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

清初，在人口户籍管理方面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是指出过天花或经历过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没有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有可能携带病源的人。政府规定：一旦发生疫情预报，“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

蒙古各部落一向被清朝视为最可依赖的力量，早在入关前，和睦蒙古已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立下规矩，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时期，太宗也坚持执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天聪九年（１６３５），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农济等入盛京元旦朝贺，大汗皇太极欲亲往送行，土谢图济农等极力劝止，说：“汗若亲送，其礼我等实不敢受，况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请汗勿亲送。”最后皇太极还是象征性地率诸贝勒大臣出北门，送客人们到演武场而回。到了顺治皇帝，由于畏惧天花传染，竟然破坏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蒙古喀尔喀杞萨克图汗岱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等来朝，按照惯例“本由皇上赐宴，然因有痘疹事，故迎至礼部”，设宴招待。有人统计，因为惧怕天花传染，顺治皇帝从亲政第八个年头起，竟然连续六年没有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

顺治皇帝对天花的畏惧，超过乃父。《世祖实录》记载，除了宫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时，“上避痘南苑”。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避痘，顺治皇帝甚至会停朝。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京城天花大爆发，是年十二月，顺治皇帝下谕：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汉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内而赴各该衙门，外而赴各该地方官千理。此时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违旨奏告者，按律治罪。”

据史载，谕旨下发时，顺治才从外地回京。此前，他一直“携太后、皇后行猎”于遵化（今河北遵化）一带的山中。十月出发，十二月才“回銮”。这是一次奇特的出宫行猎活动。皇帝行猎通常在秋天举行，冬季行猎闻所未闻。显然行猎不过是少年天子的一个堂皇的托词。鉴于当时京中天花大流行，皇帝是在避痘。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

顺治皇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底，京城已在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春到来。这时从宫中传出了消息，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为此清廷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御医被召到了养心殿；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过大难，宫中供奉了痘神娘娘，民间传统的为过春节所挂的春联、已贴的门神、张挂的彩灯全部被撤下；同时谕令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诏大赦天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顺治皇帝还是被天花夺去了生命。

顺治死后，被埋在了生前曾避痘的遵化山中，后来这里成了清代皇帝的重要陵寝之一，即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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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节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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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个叫玄烨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今天的龙椅。

内幕是这样的：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三岁。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皇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是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清宫服务有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某种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老西洋传教士很快就帮助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皇三子玄烨最合适。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顺治皇帝终于接受了建议。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却心存余悸。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笼罩在痘魔的阴影下。玄烨一出生，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栖身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硬是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博斗的点点痕迹。这个经历，在康熙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灭的烙印。《圣祖廷训格言》记载康熙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之劫，玄烨进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离去。灰色的宫中“避痘”岁月，像是一场噩梦。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一夕三惊。如果宫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就得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进出。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玄烨幼年的梦。

康熙意识到了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痘诊科，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在实施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为避免麻烦，顺治帝曾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时康熙对于一些元旦来朝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经出痘，而尚有疑虑即欲回去者，著问明具奏。”理藩院传谕蒙古各部后，各部王公等回奏说：“臣等出痘虽未知否，但特来庆贺元旦，仰赖皇上洪福，想亦无妨。俟行庆贺礼毕，始敢言还。”而各部蒙古首领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巡幸塞北，途次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之后，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就是有名的围班制度的肇始。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目的。

康熙继位以后，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同时南方传统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１６世纪下半叶），又称吹鼻种痘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都是为了让种痘者轻度感染上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病症消失后，相当于已得过天花，从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防痘种痘的推行是从宫中开始的。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皇太子出痘，其时正值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叛乱的关键时候，为了能更多地亲自护理出痘的太子，康熙皇帝竟然连续十二天内没有批阅奏章。太子痊愈后，清廷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祭天颁诏，搞得十分隆重。

在皇太子出痘期间，有个候选知县，名叫傅为格，侍奉皇太子调理治痘方面很有些成绩，因此被升为武昌通判。两年后，因为他善于种痘，又被康熙皇帝召入宫中，专门负责为皇子们种痘防疫。《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二月记康熙皇帝批奏给事中姚缔虞奏章中说到：“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痊愈。今宫中小阿哥等欲种痘，已令往取，”令给事中姚缔虞查调此人是否已到京，一并具奏。从此，清宫中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正式确立。清宫中皇子种痘，一般都在年幼时期。二至四岁是种痘的最佳年龄。种痘时间一般选在春秋两季，天气清爽，便于护理。水苗法采用的最多。地点一般在紫禁城内，或者圆明园。皇子种痘的程序十分神秘复杂。据清宫《阿哥种痘档》记载：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种痘，首先钦天监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好种痘吉时，奏请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设立一个封闭性的临时种痘护理所，除了四名大夫昼夜值班观察外，还设十几个太监侍候。种上痘的十五阿哥，被置于秘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此外，在旁边的房间，还专门设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儿哥哥、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的保佑。御医每天三次为十五阿哥把脉观察，及时将情况记录在案。半个月后，十五阿哥终于渡过种痘历程，一切症状消失后，走出了不见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后及十五阿哥的生母庆妃前来拈香探视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送圣”仪式。

这种先进的种痘疫苗法，康熙不仅在宫中推广，而且在八旗中普遍实施，甚至推广到漠南、漠北蒙古。当时在京的西洋传教士殷弘绪在写给一位欧洲教友的信中曾见证了１７２４年，康熙皇帝派人给蒙古推行种痘法的事情，并说效果很好，御医们回来时带了病家为表示感激送的鞑靼（蒙古）盛产的许多马匹、皮毛。康熙皇帝谈及此事时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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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节同治应是死于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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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１８７５年１月１２日），清宫又爆出惊人消息：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二十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

少年皇帝的死因，引起了朝野种种议论与猜测，基本上分为两种说法，其一说同治皇帝是死于梅毒或疥疮。比如印鸾章在《清鉴》中就认为同治“终岁独宿乾清宫，内侍有阴导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因以致疾。”《清代野史大观》中提到，同治皇帝“与贝勒载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者，遍游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于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直到今天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还在持“花柳病”说。

另外又有人说同治皇帝死于天花。这主要来自官方的记载。《清穆宗实录》中提到过同治皇帝在上谕中自谓“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认为同治帝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另外曾任同治帝师傅、时任弘德殿行走的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同治皇帝到底所患为何病？官方与民间说法孰是孰非？

一百年以后，人们在清宫秘档中发现了当时御医记录下来的皇帝“医案”，这份档案上详细记录了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月三十日发现出痘，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驾崩，每天御医顾德立、庄守和诊断用药的全过程。其间共历时三十七天，每天诊视少则一二次，多则三四次。每次诊断脉案及用药方均有详细记载。该档案载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首诊记录： “脉息浮滑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烧……皮肤发出疹形未透。”到十一月初一日，开始出现天花明显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此后，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以后，病情突然恶化，“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皇帝“六脉已绝”，崩逝。

这份珍贵档案颇值得玩味，显然同治皇帝的病因是天花，但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基本已得到控制，痘痂结收脱落。而此后突然又流毒继发，而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此后续发的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与梅毒晚期颇为相似，引人联想。因此，也有人据以认为少年皇帝实患有梅毒，而天花只不过是引起他迅速死亡的一个诱因。

谈到同治皇帝，总会叫人联想起当年的顺治帝。两个都是年纪轻轻便死在养心殿，经历与处境也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是在六岁左右就继位登极，继位后都有过一番傀儡皇帝的生活，顺治受制于摄政王多尔衮，同治则受掣于垂帘的两宫皇太后。两人的性格与体质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论起才学与刻苦，同治要略逊一筹。同治皇帝也是个内心空虚、性格古怪的少年天子，他似乎对于上天的安排很不适应，骨子里对宫中生活极度厌倦，甚至暗中反叛。他不爱读书，醉心于一些游戏，因此才引起了民间种种关于他偷偷溜出宫，出没于酒楼、戏园、妓馆等民间场所的传说。

档案记载：正当同治重病期间，清宫中继续了二百多年前曾经上演过的传统祈祷冲灾迷信仪式：为了给病中的皇帝冲灾。仅十一月间，清廷就以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名义多次颁旨下诏，除大赦天下，还大量授官进爵。在宫中，大臣谒见皇帝，要先请安“送天喜”。然后脱下官服，“易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痘神娘娘的偶像又被从大高殿迎到养心殿中供奉，为病危的皇帝祈福。“王贝勒及内务府诸臣皆有执事，宫内皆挂红联，内监无职者皆红衣也。”然而一切仪式终究没能救回同治皇帝的命。

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按照清宫的阿哥种痘制度，同治皇帝应该是种过痘的，为什么还会死于天花？同时，人们又会想起同治皇帝的父亲咸丰皇帝，他也曾受到过天花的袭击，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瘢痕。父子两个人都遭受过痘神的袭击，一死一伤，原因何在？对于这一疑问，现存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两个人做阿哥时，都种过痘，但显然没有起到作用。毕竟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有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宫中阿哥种痘制度在嘉庆以后已形同虚设，同治皇帝，甚至他的父亲咸丰皇帝，做阿哥时很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种过痘。从现存的清代档案保存情况来看，乾隆以后阿哥种痘的记录无一所见，如果不是佚失的话，很容易使人对乾隆之后宫中阿哥种痘制度的执行产生怀疑。

同治皇帝之死还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进步与落后。中国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又由土耳其传入了欧洲。１７８６年，英国人詹纳在它的基础上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这种先进的牛痘法嘉庆年间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推行的还是传统的种痘法。如果当时清政府善于引进学习，将先进的牛痘疫苗法引进宫中，也许同治皇帝就不会死了。保守就意味着落后。据此，某种意义上说，同治死于天花，毋宁说是死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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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清宫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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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位历来就是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争夺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顾亲情的血腥厮杀。皇位来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们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应该就是保命了。

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与封建社会的所有皇帝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名医和名药，这些名医和名药也就成了所谓的御医、御药。太医院是为宫廷服务的，御药主要是皇帝、皇后和妃嫔们吃的，因此御医和御药就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量清宫御医、御药的原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关于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据《汉书》记载，黄帝时已有岐伯，管理宫廷医药的事情。周朝设有医师、上士、下士为帝王及卿大夫行医治病。秦汉时也曾设有太医令、太医下大夫、翰林医官等职官。到了金代，开始用太医院这一名称，隶属宣徽院。元代，太医院开始成为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自此以后，各朝都设有太医院，直至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

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朝的太医院，最初设在北京正阳门东江米巷，也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用黑漆书写“太医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大堂内悬挂着康熙皇帝御赐著名御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理公务的处所。大厅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外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依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将东交民巷划为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按时搬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子应差。不久，又暂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建立新的办公衙署，其建筑规模较之从前要简陋许多，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门形式，难以再现。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也倾毁无存。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１７２９）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还有吏目、医士、医生等，这些人员享受从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称御医（又称太医），各医官的品级，历朝稍有变动。历朝御医人数，略有增减。以光绪朝为例：有御医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这些御医全部是汉人。

太医院的御医，来自全国各地，从各省民间医生以及举人、贡生等有职衔的人中，挑选精通医理，情愿为宫中效力的人，量材录用。如在康熙年间，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担任太医院吏目一职。此外，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材，由御医、吏目充当教习。学习的内容有《类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内经》、《脉诀》等专业知识，经过六年寒暑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为医士或医生。

虽然在康熙年间已有西药进入宫廷，以后历朝也引进了西医、西药，但太医院主要是以中医、中药为皇帝和妃嫔诊脉开药。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３），康熙因患疟疾，就服用过法国传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鸡纳，也叫奎宁。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九月初四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也曾为光绪诊病开药。尽管如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相信中医、中药。正因为如此，中医、中药始终是太医院的主导医疗手段。我们给大家讲述的御医、御药基本上就是中医、中药。

太医院按医术分类设科，清朝初年为十一科，康熙朝和并为九科，分别是：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同治、光绪时期，又合并为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五科。各科都有专科医生。

太医院御医，日常在紫禁城内东墙下的待诊处轮流值班，随时听候太监的召唤，为皇帝、妃嫔看病、配药，同时，也担负一些其他与宫廷有关的医疗事务。这是其主要职责。此外，太医院还承担王公、公主、驸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医疗服务，这些人遇有疾病，太医院奉旨派医官前往，并将治疗经过向皇帝奏报。在外地的公主、驸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携带药品前往诊视。军营、文武会试，就连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医院也要派人前往应差。

第02节记录皇帝病情的宫中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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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太医院，御医的医事活动，无论在宫中，或在宫外，凡是经过他们诊治的人，都有专门的档案纪录诊治情况，如《脉案》、《病源》、《用药底簿》等等。这些档案类似今天的病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清代宫廷医案，总数约有四万件。但是这些病案一直被深藏宫中，究竟皇帝、皇后及其妃嫔等怎样看病，御医又如何为他们施药护理，等等，一向是神秘莫测的。

这些档案的内容包括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的原始诊病记录、配方密本、御药房的各项记录，皇帝有关医案的朱批，等等。皇帝或皇后起居注及历朝实录、内务府抄件、历朝名臣文集笔记，也大量记载着皇帝及宫中重要人物的治病过程。同治皇帝患天花，从发病到病死，二十六天记录成册，无任何遗漏。如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医案中详细记录了御医李德立等共同会诊“外用熨洗”法为同治皇帝进行治疗。所开出的药方是：“木香一两，当归一两，肉桂五钱，生附子五钱，川贝五钱，草乌五钱，苍术五钱，断龙骨五钱，白芷一两，山甲五钱灸，乳香一两，透骨草一两。”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管它。

按清宫的规定，给皇帝看病的御医都由御药房太监带领，先给皇帝问过圣安，然后才能把脉、问病、开方，开好的药方，要与太监一同去御药房取药，药方的内容和御医、太监的姓名，都要记录在案，并抄写所开药方的药性、治疗方法，并署上御医、太监的名字，进呈皇帝御览。然后登记入册，并由专人保管，作为凭证，以备查考。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这些药方大多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全宗中。

不仅如此，如果皇帝患病，医治无效，以致死亡，就是所谓“龙驭上宾”，御医及其相关人员就要受到处分。如同治皇帝死后，奉慈安、慈禧皇太后懿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着即行革职，带罪当差。钦此。”后来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这使御医和相关人员一直在谨小慎微、担心害怕的心态中工作。不过，处分毕竟是例行公事，没过多久，受过处分的御医又照样行医了。

说起皇帝吃药，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煎调御药，必须由太医院御医与太监在御药房一同相互监督。两服药和为一服，因为药煎好以后，要分为两杯，一杯由主治御医先尝，后院判、内监也得分别尝试，确认没有问题，另一杯才能进奉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１７４０）以后，为了方便起见，各宫都设有药房改由内臣负责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在御药房煎药。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御医为皇帝看病的处方用药、御医姓名，都要一一登记入册，建立专门的《万岁爷用药底簿》以备查考。皇太后、太妃、皇后、妃嫔，就连宫中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只不过一般不立个人专册，而是以某宫若干人共为一册。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二月十七日“长春宫总管、首领、太监等用药底簿”。但也有例外，慈禧太后宠信太监李连英就建有个人专册。

第03节皇帝和妃嫔的日常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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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是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愿望。除了有病吃药，就是保健。他们不遗余力地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可是，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有限，加之封建迷信和愚昧，很多帝王走上了歪路，他们把道士炼制的所谓仙丹视为宝药，长期服用，结果适得其反，中毒早死。据记载历史上就有十几位帝王因吃丹药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一反常规，亲笔书写十几份内容相同的谕旨，要各地督抚大吏遍访神医、道士，结果吃了道士炼的丹药中毒死亡。但从中可以看出帝王们是如何奢望长生不老。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可能是最幸运的，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岁，为历代帝王高寿之冠。慈禧一辈子为了权力，长期用于心计，她也活到了七十四岁，在当时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乾隆皇帝为此非常得意，相继刻有“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年之宝”等印章，以志其寿之长。这大概是乾隆和慈禧都认识到了吃丹药的危害，尤其是乾隆，他父亲雍正吃丹药致死，给他的教训极为深刻，不再去吃什么仙丹，而是服用真正的保健品。据研究，他经常服用养生保健品，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乾隆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服用补益与长寿的保健品，如龟龄集、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椿龄益寿药酒、健脾滋肾状元酒、丸剂健脾滋肾壮元丸、密寿固本仙方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以后，也就是在他年逾花甲、寿至耄耋时还经常服用一种名叫八珍糕的保健食品。其方组成为：党参二两，茯苓二两，白术一两，薏米三两，芡实三两，扁豆三两，□□三两（档案残缺），□□三两，白糖八两。合在一起，研成末，同白米粉蒸糕。年老的人，饮食起居没有规律，百病易生，而八珍糕具有不寒不热、平和温补、抚养脾胃、益气养血之功效。既是食品，又是补品，乾隆晚年经常服用八珍糕是再合适不过了。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正是慈禧太后二度垂帘听政的年代，这一年慈禧５３岁，日常神情已渐入老态，且患有消化不良、气血不足、行动眩晕、体乏无力等症。九月十四日总管太监李连英奉旨由同仁堂传来如意长生酒，具体应用为：陈存捐性加减史国公酒四十斤；陈存捐性加减五加皮酒六十斤；鲜木瓜丝酒十斤；外兑木瓜酒一百斤；以上共合一处，蒸淋入缸内，数年捐妥用之（捐性、捐妥，意为清除副作用）。此酒除风祛湿、化食止渴、疏通血脉、强筋壮骨，长期服用，可“得心如意，益寿延年。”慈禧太后服用后，精神大为好转，李连英奉承老佛爷显得年轻多了。

有病治病，无病早防是清宫日常保健的重要方面，无病、小病、换季的时候都要进行调理补养，分季节进行调理养身，是中医的传统，只是清宫更加讲究，力求完美罢了。在清代宫廷医案中，分季节使用的保健类药品，调治兼顾，尤其自道光朝开始日渐普遍。保健品有饮料和丸、散、膏、丹等种类繁多，仅以代茶饮为例，代茶饮就是宫中常用的保健品，应当强调的是，代茶饮不是用茶叶冲泡而成，而是由各种药物组成。在清代宫廷医案中，应用代茶饮的记载很多，其药物组成多寡不一，治疗作用各有不同，应用范围广泛，颇受宫中之人欢迎。归纳起来，代茶饮有：解表类代茶饮、清热类代茶饮、去暑类代茶饮、温中类代茶饮、补益类代茶饮。仅以补益类代茶饮为例，此类代茶饮属滋补剂范畴，主要作用于补气、补血、滋阴等虚损症。道光八年（１８２９）十二月十三日御医诊得：“全贵妃脉息渐缓，原系大病初愈，元气未复，今届大寒节令，恐伤正气，议用代茶饮”。其配方是：“人参三分，黄芪三钱，甘草五分，水煎代茶。”此茶人参、黄芪、甘草并用，可起补气之作用。

清代宫中除了患病时由御医开方用药外，对于日常防病的方药也甚为留意，无病、小病、换季之时，常用方药制成丸药服用，以达到预防与调理之功效。其实这些方药与民间家常小方相似，但就是因为宫廷成药是以皇帝、妃嫔为主，毫无疑问，为他们提供的药品质量应该是上品，具体体现在：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疗效自然就高。仅以清暑益气丸为例，嘉庆朝华妃“素有气血两亏旧症”，嘉庆八年（１８０３）五月初七日经御医涂景云、张铎诊治，认为“时届暑令，议用清暑益气丸补气养血，除湿健脾，长服调理”。其方为人参六钱，葛根五钱，五味子五钱，灸芪八钱，青皮四钱（炒），泽泻一两，苍术五钱（炒），麦冬一两，焦白术一两，神曲一两（炒），黄柏五钱（酒炒），陈皮五钱，归身一两，升麻三钱（灸），灸草二钱，合为一起，研成细末，再制成蜜丸，重三钱，每天早晨服一丸，开水送下。御医开出此方制成丸药用于华妃，暑日常服，既补气养血，又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实为妙品。

第04节御用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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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看病、吃药非同小可，御药、御药材的采购同样重要。清宫对御药、药材的采购和管理有极为严格的制度和规定。按照清宫的规定，宫内设有御药房，是采购、保管、供应宫中药品的专门机构，也是太医院专门的药库，由专门的管理大臣负责，还有主事、司员、库掌等官员。配药的叫“苏拉医生”，其实就是差役，有四十四人，还有招募的“民间医生”十七人。时至今日，宫中御药房仍给我们遗留下不少珍贵的实物，如当年宫廷备用的牛宝、马宝、猴宝、狗宝、蜘蛛宝等罕见的名贵药材，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等药物，（图四：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成药）有设计精巧、携带方便的药袋、药柜，早期西洋传教士进献给康熙皇帝的西药和葡萄酒。从当年御药房配制丸散膏丹的器皿和模具来看，西医科学在太医院已经广泛应用，如大型精细的人体解剖模型，化验用的显微镜，消毒用的蒸汽发生器，以及近代的一些西洋成药等。

清王朝的宫廷用药十分庞杂。除皇帝、妃嫔等外，还有大批太监、宫女、侍卫等，总计万人以上，这些人的医疗保健用药量已经很大，再加上皇帝随时赏赐群臣和急用的药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惊人。而且对药材的品质要求非常讲究，要求如此严格的这么多药材，又从哪里来呢？

当然，皇帝要采购多少好药材也不是一件难事。为了确保药材的数量与质量，清廷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凡是出产药材的各省，每年必须按规定由药商给皇宫进送药材，并且在这些省区安排专门的官员承办。如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浙江布政使陈秉直就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办理宫中药材。

各省督抚大吏，为了讨好皇上，将当地一些上乘药材，每年按例向宫中进贡，如云南的茯苓，广东的桔红，四川的冬虫夏草等等。此外，辽宁、吉林等地山中产参，全部被清廷所控制，不得随意私挖。入山采参，要经户部发给信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许可证，否则按违法论处。可想而知，平民百姓有病哪能用上好药。

御药材的采买主要来自北京一些药商，这样就更为方便、快捷。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北京同仁堂就是供奉宫中御药的重要商号。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上谕档》记载，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并规定每三个月进药一次不得有误，历年如此，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每次进药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如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１）同仁堂药商张大镛七月至九月承办的御药有一百一十七种，重二百一十六斤十二两八钱；十月至十二月，又进一百五十种，重二百五十二斤七两。同仁堂不仅供应御药房生药，后来它的丸散膏丹配方，也被抄录宫中。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六月初四日《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一册。全书首列碧云散，尾载益寿比天膏。其中有内科配方朱砂安神丸等七十四种，外科配方生肌散等四种，妇科配方七制香附丸等四十六种，儿科配方烂积丸等六种，伤科配方黎峒丸等两种，喉科配方清咽利隔丸等三种，眼科配方黄连羊肝丸等九种，共计一百零二种。各方中之药味、重量、配制方法，都一一分别标明。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宫秘方。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该药号的诚信，除药物之外，有时甚至连宫中笔墨、纸张等用品也让他们承办。

各处送来的药材，由御药房管理药库的官员验收后，存放生药库。药材合格经验收官员签发单据，药商才能到户部领取银两。生药库收到药材后一律交管理药库医官查验，经过挑选交给御药房，再由医生炮制备用。买办药材和发放药品名称，药房领用纸张银两及配方等，在御药房医药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

中药材中的不少种类要经过炮制以后才能入药，没有炮制前叫生药，炮制的好坏，对药性影响很大，弄不好治病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少不了又有相应的制度与规定，来保证炮制的质量，因此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中药的炮制有的是在紫禁城的御药房进行，有的是在供药商号进行。

为了保证炮制的质量，按照宫中御药房的规定，同仁堂派有专人承办内廷用药这一皇差，承办人持有内务府颁发的专用“腰牌”，以便随时进出紫禁城。由于有了这份官差，可以进出宫禁之地，又是进奉药物，出不得半点差错，所选之人必须非常可靠，这就要求择人十分谨慎，审查也十分严格。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药商张洪病故，招新商张景云顶替时，由同仁堂担保，送御药房验明身份，才发给腰牌。

第05节伴君如伴虎的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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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嫔妃日常的医疗与保健，都离不开御医，御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当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京，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清代历朝皇帝、妃嫔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存，像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御医无能。御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施以贿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医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赍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得，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至闻讯远遁，希望能够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太医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民间流传着“御医难当”、“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并非虚言，可其中甘苦，人们又知道多少呢？

现仅举数例，御医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若治疗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散发一股恶臭，浓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在孙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加重，刘裕铎急忙上呈奏折报告皇上。乾隆帝闻讯，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是如何治病的。显然乾隆帝极为不满。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见光绪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说明宫中御医治疗效果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医自诩，有关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宫医案中随处可见。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论示不合医理，御医又怎么敢不遵旨照办。皇帝开方，也并非全都不合医理，也有凑巧治好顽症的时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闰五月初九日，对医术颇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亲自朱批下药：“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绪皇帝对把脉开药就属于一知半解。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自己开的处方上写道：“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此类光绪帝钦定的药方在其脉案中随处可见，当时不管是否对症，御医也得遵旨使用。

（三）当然，御医进剂获效，皇帝也褒奖有赏，以资鼓励。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大臣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着赏记功一次。皇帝有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加官晋级。可就是褒奖，其处境有时也并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大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后，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他只得在京耽搁下去。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乡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医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一致认为：清代御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清宫医案不仅吸收了历代名医经验，而且荟萃了民间验方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清代宫廷医疗与保健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开拓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将会有广受欢迎的清宫医案被开发出来，造福亿万大众。

作者：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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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见识> 天子天花: 清朝皇帝的医疗保健<ZT> -- allaboutU - (18043 Byte) 2007-5-29 周二, 12:23 (99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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