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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长长见识> 清宫有关太监的规矩: 个案李莲英<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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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见识> 清宫有关太监的规矩: 个案李莲英<ZT>

allabo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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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7/03/07
文章: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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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长长见识> 清宫有关太监的规矩: 个案李莲英<ZT> (1073 reads) 时间: 2007-5-29 周二, 12:10

作者：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01节宫墙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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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倒转，让我们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北京城。当夜幕降临，浓浓的夜色笼罩着雄伟肃穆的紫禁城。皇宫内的朱门开始隆隆地层层关闭，一阵尖细而悠悠的喊声“下斤两！”在空中回荡，那是值宿的太监们在招呼关闭各宫宫门。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偌大的紫禁城，显得格外幽深、阴森。

在这高高的宫墙团团围起的宫殿中，除了皇帝和他未成年的儿子，惟一获准能在这里过夜的男人，只有太监。

太监，是指封建社会中那些被阉割而失去性能力后在帝王宫廷内侍奉帝王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男性奴仆。在史书上，太监也叫寺人、阉人、宦官、中官、内官、内侍等等，叫太监则是封建社会晚期——明、清两个朝代的事情了。太监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丑恶而畸形的产物，他是由封建社会的宫廷制度制造出来，而又寄生于封建宫廷的一个怪胎。

人和人命运是这样的不同，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同时为了保证他对这群女人的独占，还必须让数千个男人变成残废，永远失去做男人的权利和尊严，失去家庭的温情和欢乐。这些男人一辈子将痛苦地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之中，得不到人们丝毫的怜悯和同情，而换来的则是整个社会的蔑视与轻贱。

这就是清宫太监悲惨而痛苦的命运。

第02节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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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下，最多时也不过二千八百多人，这个数目比起明朝的上万名就差得远了。这些太监除了少量被处以宫刑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罪犯以外，绝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河间、大城、南皮、任丘、涿县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集中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宫中做了太监。特别当一个地方出了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财，忽然间又置田产又盖房，这种现象不能不对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彼此介绍、援引，终于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了这条断子绝孙的悲惨道路上来，甚至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青年也自愿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光绪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总管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有关清宫生活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有晚清宫中的老太监回忆说：光绪年间，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胡同“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总管内务府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季给宫中选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就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先要由净身师和孩子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手术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生死文书签完后，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关于净身阉割的方法及实施手术的过程，一些资料、包括晚清宫廷太监的回忆录都有过记载，可惜都过于简略。民间传说中对此事说得灵龙活现，但其可信度却是极低的。我们不忍把这种人世间最凄惨，沾满血腥气的场面现于笔端，故在此略去不记。

这种所谓的“净身”手术，实际上与农村的劁猪骟马没什么两样。那些开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屠夫”，他们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当做猪马一样来任意阉割，也正是这些被残害的孩子的血和泪，凝聚成他们源源不绝的财富。可以说，进了牙行，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样子，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于有一套专供净身用的设备，再加上专业的“净身师”积有丰富的手术及护理的经验，因此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同时他们要收取一大笔费用，加起来大约需要近百两银子。这样一大笔钱，穷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于是还得立下“借据”，等孩子进宫做了太监，牙行再从他们当太监应领的“月份”银里扣回，这笔债弄不好十年都还不清。正是由于手术费高得吓人，许多穷人家付不起手术费，就铤而走险，由家长自己动手给孩子阉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阉割则是违法的。按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所定律例，凡私自阉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处斩，后来又补充规定连该管官员也一并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把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均被捕收监，后经乾隆皇帝弘历亲自审讯，了解到确因家贫实情，于是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并传旨取消了严禁私自阉割这一条刑律。

尽管私自阉割不再违法了，但这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事。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消毒药、止血药之类的药品，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炕头上，把他要命的器官从身上生割下去，那该多么危险、多么疼痛啊！晚清太监马德清老先生回忆这难忘的酷刑时，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九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气，惹犯老人家啊！这件事，自己总不愿想，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狠心的父亲，就这样亲手摧残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于良心的自责，他也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又何止一桩两桩？

“净身”的经历，对每个太监来说，都是一个惨痛而且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第03节虫蚁一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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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入宫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他们在入宫时，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品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根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四品宫殿监督领侍、正侍，即敬事房大总管和总管太监，他们每月能得到银八两，米八斛（清制，一斛为五斗）。而刚刚入宫的小太监，每月也能得银二两，米一斛半。如果单从月薪这一点来比较的话，可以说清宫太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算很低了。拿一个月薪银三两的普通一等太监来比较，他折合年薪为三十六两，要比当时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禄每年三十三两还要多一些。至于皇帝身边内殿、奏事处的太监，他们的年薪已达四十八两，竟然超过了七品知县。

除了按月领取月薪银米外，太监们每年还能得到名目繁多、数量不等的赏赐银两及各种物品，如果把太监一年中所得到赏赐粗略统计的话，有时甚至能远远超过他们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亲政、大婚、万寿以及皇太后、皇后千秋寿辰、皇子公主诞生等喜庆日子，宫中都要大大庆贺一番，宫内上下包括妈妈女子及太监等，都能得到一份赏赐。但赏赐的多少，要由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皇帝和各宫主子的情绪好坏来决定。如果太监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满意，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得好处，包括升官（太监中的官）和发财。不过，宫中太监的升补有严格规定，普通太监要想升补首领太监一般得有在宫里服役三十年的资历，破格提拔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连英那样有在慈禧太后身边又深受宠信的特别机会。因此，在宫里遇到的好处绝大多数是皇帝及后妃各宫主子的赏赐。赏赐的东西也不尽相同，小到几块点心、一个荷包，大到价值千八百两银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们的一点头、一摆手之间了。

从一无所有的乡下穷孩子，到现在的衣食锦贵，这生活简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来，太监不过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给他们较高的生活待遇，是为了换取他们对皇室绝对忠诚、绝对听话的服务，因此对太监的管理必须严格，不容出现半点差错。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明确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烨说，太监算什么，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把太监当成了虫子蚂蚁；乾隆皇帝也说，太监是“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就是说太监这样卑贱的人，能够让他们进入宫中服务，还授给官职品级，已经是恩惠得很过分了。这些话，作为圣训，已经把太监是卑贱的奴才这个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孙后代都要严格地遵循执行，这正是有清一朝太监管理最严格、宫廷秩序最稳定的重要原因吧。

第04节数不尽的清规戒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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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室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太监有一丝一毫地干预朝政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就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皇帝福临又命工部铸成一块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宽七十厘米、厚六点五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宫内交泰殿门前，上面镌刻着他的另一道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诵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道敕谕后来也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康熙元年被斩首的太监吴良辅，就是第一个被祭刀的太监。吴良辅是顺治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他的其他事迹档案及文献资料中均鲜有记载，但是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外官贿结太监案，当事人涉及许多重要的官员包括一位被革职的大学士陈之璘，另一个主要当事人就是太监吴良辅。如果按顺治皇帝钦定的法律以及审实的案情，上述人员均应处以极刑。可是，顺治皇帝却以“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甚多”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员的死罪，只把他们分别革职罢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对此案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太监吴良辅，更是百般庇护，留在宫中。直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正月，顺治皇帝在临死前五天，并且自知已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抱病送吴良辅到悯忠寺落发出家，希冀能保全吴良辅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布了据说已被纂改的遗诏。随后，就把那个已经成为皇帝“替身”的佛门弟子吴良辅绑赴刑场斩首示众，理由就是“变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宫内又发生奏事处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的案件，为此乾隆皇帝异常震怒，凡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随后又查出高云从交接外官、嘱托外官安排其亲戚案，当即将案犯粤海关监督李文照、参将王普等革职并解京严审，同时，两案并发，其主犯奏事处太监高云从立即被处斩。

可以说，由于清朝统治者严格遵循了严禁太监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执政历史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但是，史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统看法，认为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她大权独揽，实行独裁统治，并且重用包括太监在内的亲信，诸如十分有名的太监安得海、李连英等人，打击异己，这就使宫廷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太监不许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废弛。这种传统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政治制度废弛，太监也确有结党营私之辈，公然敲诈勒索、贪污纳贿的现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对此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听之任之。但是说到李连英、安得海之辈干预朝政，则多为传闻之言，并无实据。关于李连英的情况，在《总管太监李连英的宠辱一生》中将做详细的介绍，而关于太监安得海，则是在同治八年（１８６９）的时候，由于“捏称钦差织办龙衣”的罪名，并违反了“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东泰安地方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并奉旨就地正法的。由于安得海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监，因此这个案子在民间也留下了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不过安得海被杀时才二十六岁，是宫中的六品蓝翎太监，并不是传说中的权威赫赫的敬事房大总管。从清宫档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时间里，安得海确实以他的年轻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够干预朝政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倒是光绪朝发生的两桩案例，是比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年仅二十岁的小太监寇连材因甲午战败，国势日危而上书慈禧太后，死谏国事，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曾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实，寇连材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入宫做太监，分配到奏事处做小太监，二十一年九月调到储秀宫慈禧太后身边当差，四个月后上书被杀，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职掌上都不可能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帝党、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有什么瓜葛，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上也能看出，这纯属个人的行为。但是，寇连材确实是清宫太监中忧国爱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书的行为也给暗淡无光的晚清历史添抹了一笔亮色。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及珍妃分别被幽禁，他们身边的太监也都因为这场政治斗争受到株连，据清宫档案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后的懿旨：

内殿太监杨瑞珍、杨昌恩，内殿司房太监张得明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此四名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往来串通是非，情节较重，实属胆大妄为，著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

这就是奴才的命运，在复杂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做主子的失败了，那么做奴才的当然不能幸免，而且许多时候是首当其冲的给主子当替死鬼。

当然，因干预朝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太监们一般都深知这里的厉害，不会轻易地去触犯这一条。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不留神，就有危险。

乾隆皇帝弘历，曾是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同时也是一个对太监“立法峻厉”的典范。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夏季，弘历在换穿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伤了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的一个夜晚，弘历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到了晚清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俨然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女君主。高兴的时候，可以赏给太监成百上千两的银子，但是心烦的时候，太监们就成了她出气的对象。据太监们回忆，慈禧太后是一个心毒手辣的人。她责打太监几乎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内被她责罚的太监不下百人，而且一个太监犯错，全宫的太监都要连坐。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江宁织造（内务府派驻南京负责为皇宫织办绸缎的机构）派驻北京的办事人员密报本主说：

“近闻皇太后驻跸南海，……闻节前忽奉懿旨将首领赵老爷、王掌案等五人全行摘去顶戴，带罪当差，并罚钱粮数目。且以刘总管等当差滑懒革去总管名目。昨日又将新派之海内总管高老爷连捷革去总管，送交慎刑司审讯，并因此事召见总管内务府大臣。传闻系细事致招佛爷生气，是以如此震怒。刻下海内外太监俱怀畏惧，逃走甚多，实为近来未有之事。”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许多事情是按世代沿袭下来的祖宗家法和惯例办理的。直到乾隆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宫廷内也已经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在这个前提下，乾隆皇帝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在《则例》和《宫史》中，除了详细规定了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这个太监管理和处罚条例首先就明确了管理权限，其中凡太监在宫外犯法的，应由司法机关依国家法律审理治罪；凡太监在宫内犯法违纪、情节较重的交由总管内务府审理治罪，情节较轻的由敬事房自行审理处分。再者，属内务府管理权限下共规定了二十六条太监的行为规范，经过历朝增补最后达到了五十多条，太监但有违犯上述规定者，要分别受到“刑”与“罚”的处分。总管、首领等管理人员要被罚三个月到一年的月薪的处分，严重者还要受到革职降级的处分；一般的普通太监，违犯上述规定者，则要被重责二十到六十大板，重者还要受到枷号、罚做苦役、流放以至处以死刑的处分。

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要被重责六十板；太监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则要被重责四十板；请假逾期、当班迟到则要被重责二十板。打板子，或者叫“杖责”，是清宫中对普通太监最常用的刑法。责打太监的刑杖、刑板，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刑杖是长五尺、圆五分的实心青竹，刑板是长五尺、宽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规矩是：先将受刑太监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后一人按头，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行刑，一人报数，行刑的同时要报出数字来，受刑的太监，还要一面挨打一面求饶，否则还得加倍重打，刑毕，还要由刑监二人架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太监到主子那里去叩头谢恩，行刑才算完结。

罚做苦役，也是刑的一种补充。如果太监犯罪或过失较重，还要被罚做苦役，主要是发配到瓮山的马棚去铡草。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过去曾经是关押宫中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开始，犯罪太监多被发往这里铡草，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五年，甚至更长。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及待遇与皇宫内有天壤之别，对太监来说又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刑。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总管内务府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瓮山关押着十四名罚做铡草苦役的太监，其中带有锁链刑具的太监就有七人之多。到了清朝中后期，更多的太监是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做铡草苦役。

第06节漫漫长夜无尽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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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宫之中，太监的上层人物，如总管、首领太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不仅生活待遇较高，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在犯有错误过失之时，所受的处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至于那些普通太监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从来就未曾拿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只有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侍候主子，在严厉的宫规家法面前，不能有半点的逾越和反抗。在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和桎梏下，他们的思想渐渐变得麻木、空虚，甚至出现了种种的变态行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并不为世人所知晓和理解，只有他们自己默默地吞咽这永无天日的痛苦。

一般来说，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及一部分御前有品级的小太监，可以算得上是清宫太监中的“贵族”阶层了。他们在皇帝等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监面前则是“老爷”。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根据宫中的制度和条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监，同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随时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宠赏赐，而且还经常能够得到生财进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太监常常在皇帝的特许下，程度不同地获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许多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在宫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赏赐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攒钱购置的。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要在宫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并和家人团聚。这种情况到了晚期更为普遍，像储秀宫的总管太监李连英在北京内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们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宠眷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们在长期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对其性格、脾气、爱好、习惯等等都已经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办的事情，无需多费口舌，都能办得妥妥贴贴。他们聪明而不失于稳重，机智中又夹杂着几分狡诈，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们已经成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根据祖制，为防止太监干政，清朝皇室并不要求他们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宫中的太监许多都是文盲，其余的也仅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宫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服装衣饰、陈设家具、珍奇古玩、书籍字画等等，都属于皇帝一人所有，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并且具有一定专门技艺和知识的太监来管理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皇帝的物质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他们来体现和执行，这就使这批有技艺和知识的太监获得比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们在服役过程中，凡出现错误过失，也同样要遭到严厉处罚，但他们每每都能习惯地接受下来。从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得知，处罚只是蒙受一时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却能给他们带来一生一世的好处。他们所遵奉的信条就是“忍耐”。在清宫历史上，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许多太监逃跑，或因生活空虚而赌博、吸毒、偷盗、斗殴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对生活彻底绝望而走上自残自尽之路。这些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反抗的众生相之中，极少有上层太监迹身其间，据统计，这种现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们始终能保持着心理上的稳定和平衡，在行为上循规蹈矩，绝对忠实于他们的主子，并且自觉地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帝及其他主子们维持宫中的正常秩序，充当封建制度的忠实卫道者。因此，清宫内一般中下层太监对他们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只有反感厌恶，甚至于痛恨了。以至于嘉庆年间天理教徒起义，在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后，带路的太监首先要杀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总管常永贵，由此看来，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尽管上层太监与一般普通太监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区别，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他们同样都是被阉割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的男性奴仆。因此，上层太监纵然权势再大、待遇再优厚，他们也同样饱尝着人类难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时期的宫女曾经回忆说：

可怜的老太监，已经过了五月节了，上身已经穿得很单薄了，可下身还是鼓鼓囊囊的。据说他们因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里不论冬夏，都要围着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厉害。……最明显的是膝盖上的护膝，常年缝在裤筒里，到了夏天显露得最清楚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论在什么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边，该跪一定要跪，丝毫不能犹豫，所以裤筒里常年缝着护膝。阔太监秋冬的裤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连英就用金丝猴皮作裤里子，又柔软又轻松又治关节炎。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些上层太监的另一面，没有了往日飞扬跋扈的气势，而恢复了让人感到悲惨凄凉的一个普通太监的本来面目。

前面所说的上层太监，充其量不过占全部清宫太监的１０％左右。就拿晚清宫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来说，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统计表明，她身边总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监，其中有官职品级的总管、首领及小太监六十七名，也不过占１４％而已。那么，占清宫太监百分之八十几的一般太监呢？他们则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从被阉割入宫的那天起，他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此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严厉的宫规下毫无选择地从事着简单、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呵斥和打骂，重者就要受到刑罚惩处。

这些太监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出于生活所迫并且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进入宫廷的。他们文化素质极差，进宫后在师傅那里所学到的仅仅是宫中的礼仪、规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可想的了。实际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不敢想，就是让他们去想也是无从想起。几位晚清时的清宫太监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回忆说：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们在做徒弟的时候，什么都是逆来顺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转给下一辈子。

由此可见，清宫太监的心理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监初入宫阶段。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卖身入宫，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总是要有所图的。皇家宫廷，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满苦涩希望的地方。进宫伊始，富丽豪华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现象使这些穷孩子惶恐、惊叹、新奇，再加上内心原有的企盼，就构成了最初阶段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情绪稳定，驯服听话，努力学习和掌握宫中的一切礼仪和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是清宫太监心理最不稳定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太监逐步了解了皇家宫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对着无情的生活现实，最初稳定的心理状态迅即被打破了，并且分化为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比较聪明和灵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赏识和提拔，这使他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并不甘心就这样了此一生。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同命运进行抗争。其中逃亡是清宫太监最普遍的一种主动积极的抗争方式。但是，自清初以来在全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保甲户籍制度，对这些有着明显特征的太监来说，犹如天罗地网一般，没有内务府颁发的路引和执照，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许多逃出宫的太监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自行投回领罪。可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太监们依然不断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样还跑，有的太监逃跑竟达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进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大本营——紫禁城，在这次起义斗争中，数十名太监参与了天理教组织，其中刘得财、刘金等五名太监做为内应，直接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尽管在清宫档案中看到后来这些太监在被捕后表现都十分低劣，但这次事件在整个清代宫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监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抗争方式，如许多人参予赌博、斗殴、偷盗、吸毒甚至自残、自尽等违反宫规破坏宫内秩序的活动，虽然也表明了这些太监自身素质的低下，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是一般太监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部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太监人数不少，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监无疑是太渺小了，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永远是输家而无法取胜。实际上，多数太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消极的忍耐态度，正如前面几位晚清太监回忆中所说的那样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命运中的奇迹出现。

第三阶段，是清宫太监的心理状态重新趋于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那些敢于抗争的太监经过多次失败后已感到筋疲力尽和麻木，而那些本来就安心忍耐的太监这时就更加习惯于命运的安排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转嫁发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监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民国的《优待皇室条例》，清朝的最后一个退位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继续盘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把溥仪驱逐出宫，直到此时，伴随着封建的宫廷制度而产生的畸型怪胎——太监制度也最后寿终正寝了。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才子佳人，无一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位置。但是作为太监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贱的奴仆群体，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文化根本不屑于表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轻蔑、嘲弄和厌弃。这就是太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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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节屈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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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自从顺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龙庭，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零五个年头。这时候的帝国，早已经没有了康乾盛世时龙腾虎跃的雄姿风彩，倒像是年迈龙钟的老人，虽说龙脉还在延续，气数未尽，但大厦倾倒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当第一场风雪漂漂洒洒掩白了华北平原的时候，在子牙河畔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又一个年轻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充满艰辛的社会之中。

当他睁开朦胧的双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昏暗的灯光下，父母双亲慈爱的目光，欢愉之中略带着一丝愁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还根本不知道，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伴随他的一生，他现在只知道大声地啼哭，仿佛要挣脱什么桎梏，但在阴霾的夜空下，一切终归于沉寂。

李连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他的父亲是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有五个儿子，李连英则是其中的老二。在李连英幼年时，由于生活所迫，举家迁往京师，开了一家熟皮作坊维持生计。后来李连英出名后，民间为嘲笑讥讽李连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皮硝李”，并且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段有关“皮硝李”入宫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清朝野史大观》一书中的《清宫遗闻》：

皮硝李者，孝钦后之梳头房太监也。名莲英，直隶河间府人。本一亡赖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羁。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后脱羁绊，改业补皮鞋，此皮硝李三字徽号所由来也。河间本太监出产地，太监沈兰玉向与有故，先为内监，见而怜之。莲英遂恳其引进。适孝钦后闻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饬梳头房太监仿之，屡易人，不称旨。兰玉偶在闼闼房（他坦）言及，闼闼房者，内监之公共休憩所，莲英尝至此访兰玉者也。既聆孝钦后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览于妓寮中，刻意揣摹。数日，技成，挽兰玉为之介绍。兰玉竟荐之，而莲英遂从此得幸矣。

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十分荒诞无稽。且不说按清宫典制，在后妃宫中根本就没有梳头太监这个差使，更不用说清宫的后妃实际上是关在鸟笼中的金丝雀，就是给了她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学宫外发型发式和任意收容太监的。这里要说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成年人，而实际生活中的李连英，这时还是一个鲜花少年。

据李连英死后的墓志碑文中记载：

公姓李氏，讳连英，字灵杰。平舒世家也。

近百年来，史家著述及民间传说中都将李连英的名字误写成“莲英”，却不知这个舛误源于何时何处。碑文继续说：

“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循守规矩，有若成人。”

李连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九岁入宫，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而据清宫内务府档案也可以印证此说，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李连英咸丰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郑亲王端华门上送进，年十三岁。进宫的时间相同，而年龄却比碑文中大了四岁。两种记述，似都很可靠，孰是孰非，已无从查考，只能姑且存疑。但是，在清代，贫苦人家的孩子投充做太监，为了保证能顺利入选，虚报年岁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李连英长得又少年老成，所以还是九岁更为贴切一些。

无论是九岁，还是十三岁，都还是一个纯真活泼的孩子的欢乐时光。但他已经没有了幸福的童年，当他被送上手术台，接受“净身”手术的那一瞬间，他所面对的是 “净身师”——一个冷若冰霜的陌生男子，他所承受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已经永远告别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童年的欢乐，和千百个太监一样，走上了痛苦屈辱一生的不归路。

第02节青云直上成宠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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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多为杜撰，但是专家学者也没有丝毫的同情与可怜，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说李连英的发迹源自于“善梳新髻”，其中撰著《清代通史》的肖一山老先生在述及 “光绪前期之政治”时谈到，李连英“以善梳新髻得幸，东宫既殂，晋为总管。”而１９８７年再版的《国朝宫史》出版说明中也提出，太监李连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宠幸，由梳头房太监擢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这些显然也是不准确的。那么，李连英究竟如何发达起来，从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太监爬到在宫内权威赫赫的一代宠监的呢？还是让我们从清宫秘档中来追寻李连英发展的轨迹吧。

在清宫档案中，有李连英从一名小太监到二品总管太监的详细而准确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

李连英在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进宫后，起名李进喜，分配在奏事处当差。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四月，他被调至东路景仁宫当差。同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李连英随咸丰皇帝御驾逃往热河。第二年辛酉政变时，有一种说法是，李连英曾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通风报信。当时，冒死为两宫太后通风报信者计有四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李连英。但是李连英当时年纪幼小，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在两宫皇太后前当差（当时慈安太后居东路钟粹宫，慈禧太后居西路储秀宫，李连英为东路景仁宫小太监），所以说他参与政变活动理由显然不充分。在李连英死后的墓志碑文中记述这一段历史时，也仅仅提到“公以童年随扈奔走跋涉，虽艰苦备尝，未曾言念及之”，从未提及半点功劳。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四月二十日，李连英被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御前当差。这时，正值长春宫小太监安得海红得发紫之际。安得海与李连英同年入宫，年龄比李连英大一岁，入宫后即分到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的储秀宫当差，由于他生就聪明伶俐，深得慈禧太后喜爱，并得了一个十分亲昵的爱称：“灵珊”。（慈禧太后酷爱给身边小太监起名，如曾给身边四个小太监起名：得平、得安、得如、得意，以取“平安如意”之意，李连英的“连英”也是慈禧起的。但自此之后，未见慈禧再给其他太监起名。）因此，尽管二人系属同年，差距却在逐渐拉开加大。如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七月，安得海被赏戴七品顶戴，而李连英才刚刚得到八品顶戴，两个月后，安得海就又被赏戴六品顶戴蓝翎。不过，安得海很快就因为少年得志，狂妄恃宠，不能自重，终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私逃之罪于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八月初七日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正法。但是，李连英也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迅速取代了安得海的位置，而是遭到了安得海一案的拖累，和全宫所有的有官职太监一起受到了罚俸处分。一个月后，当其他太监陆续被解除处分之际，他又因“滑懒不当差”被革去八品顶戴及钱粮，直到十二月才被解除处分，并恢复了八品顶戴及钱粮。可见这一时期，李连英并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睐和赏识。但是，李连英毕竟是一个十分聪明灵巧的人，正如墓志碑文中所说“聪颖有大过人者”的那样，他很快就通过安得海的遭遇，弄明白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安得海是由于过分恃才邀宠而送掉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被李连英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因此，他不仅学会了揣摸主子的心理性格、习惯爱好的方法，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喜欢，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看起来这正是李连英继安得海之后成功的秘诀。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李连英开始进入了发迹的时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被赏戴六品顶戴花翎，食“月薪”银八两五钱。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以后，李连英似乎已进入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升迁时期，在这一年的三月十日，他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按清宫旧制，太监进宫服役满三十年没有大过失者，才能选补首领太监，可是李连英此时进宫服役仅十七年，就已成为众多太监之中的佼佼者，足可见慈禧太后对其恩眷之深。同年九月十五日，李连英又被赏戴四品顶戴花翎，十一月十二日，又被加赏貂皮马褂。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岁的李连英被任命为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赏食月薪二十两；七年十月十四日，李连英再度奉旨被赏加三品顶戴花翎，赏月薪二十八两；十年十月初一日，赏食三十八两月薪；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再奉旨加添银十两，共食月薪银四十八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７２）正月初一日，李连英奉旨被赏加二品顶戴花翎。至此，李连英的升迁之路似乎也因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暂告一段落。自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起到光绪二十年止，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极普通的八品太监一跃升为二品花翎总管，月薪也从八两五钱增到四十八两，其升迁速度之快、待遇之高，是任何人无可比拟的。比如同是储秀宫总管太监，在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李连英月薪为三十八两银子，而刘得印只有二十四两；又比如，在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前后，身为储秀宫三品花翎总管的李连英，就已经与敬事房三品花翎大总管李双喜平起平座了。一份清宫档案文件的记载表明，这一年的十二月，李连英与李双喜就受到了大荷包三双、小荷包六个、一两重银锞六个、五钱重银锞六个完全相同的赏赐。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是数不胜数的。

在慈禧太后与李连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是非同一般的。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一个权力欲极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狠手辣的独裁者，然而这并不是她性格的全部。在她性格的另一面里，她最害怕的是孤独、寂寞，时时需要有人陪伴她消磨从政以外的无聊时光。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赵荣升、冯乐庭等人曾在《晚清宫庭生活见闻》一书中回忆说：

清代末年，女主里寡妇多，当权的西太后虽然有好多事要做，但是日子过得看起来也是怪无聊的。她闲下来的时候，写写字，画点画，看看戏，……心神也像没有着落似的。能解西太后心烦的是太监李连英，李连英最会服侍她，成了她离不开的人。他两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密切。

就我们知道，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她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进得好？’‘吃得香’？有时候，西太后还亲自来到李连英的寝室，招呼：‘连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李连英便出来陪她去玩。她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远地随在后面。西太后有时还把李连英召来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几十年来，在慈禧太后身边所有的奴仆中，除了早年被丁宝桢处死的安得海以外，惟属李连英能善解人意了。这也是李连英尽管早已是二品顶戴花翎，但他始终是慈禧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而没有离开慈禧太后去担任敬事房大总管的缘故吧。

有清一朝宫规非常严厉，即使受到慈禧太后格外恩宠的李连英，在出现过失、犯了错误之时，同样要受到处分及惩罚。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十一月，李连英因做错了差务被摘去顶戴，并罚月银六个月。一个月后，慈禧太后格外开恩，赏还了他的四品顶戴，但是月银照旧扣罚。光绪九年（１８８３）七月，李连英自己本人传旨，因犯有失查过错而自罚月银一年；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十二月，又因失查本处首领误班而被罚月银六个月。许多人可能认为，慈禧太后那么宠爱李连英，这个惩罚还不是比划一下装装门面而已。然而据清宫档案所记，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的正月起，敬事房按月收到了李连英交来的罚银整六个月，共计二百零四两。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为人的一个侧面，尽管她大权独揽、朝纲独断，但是她更深悟治人之道，在执行制度上从不因人而异，即使是再亲信的太监，该罚的照罚不误，从不宽容须臾。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处处低调做人，特别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低调做人的李连英。这更是几十年来慈禧太后对他深信不疑、长宠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04节生活在政治漩涡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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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慈禧太后下旨赏给李连英二品顶戴花翎，一时间朝野皆为之侧目，觉得把一个刑余的阉人提升到与朝廷大员等同的位置上，是太过分了。实际上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太监与朝廷官员的品级混为一谈，孰不知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朝廷中宗室王公均为天潢一脉，有着高贵的血统及崇隆的政治地位；而各级文武大臣或正途出身（科举考试）、或军功、或世袭，无论其出身如何，他们都已置身于国家政治活动之中，是对国家政治有发言权并且行使管理权的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相反，对于太监来说，无论是总管还是首领，他们的政治地位根本无法与那些朝臣相比。实际上，太监的官职品级，并不属于国家官员范畴，他们只不过是皇室私家奴仆的首领，职权范围也仅限于宫闱之中。在皇帝及王公大臣眼里，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康熙皇帝语），按乾隆皇帝的说法，太监“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因此他们只能是最听话、最驯服的奴才，在政治权力及地位上，是绝不允许太监逾越雷池半步的。这也包括晚期的慈禧太后，尽管她可以格外地眷顾李连英，给他二品顶戴，并赏赐他无法计量的财富，但她始终没有，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让她的宠监李连英去干预哪怕是一点点的朝政。至于野史传闻及一些史学著作中说李连英在宫中数十年“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等种种罪状，应该说多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并且是未加证实的消息，而把这些实际上并不确切的消息一古脑儿加在李连英的头上，就很容易地使他像她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了。

由于慈禧太后对李连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就必然引起朝野各派势力的关注和议论。一般趋炎附势的卑鄙官员，确实不乏有走李连英门路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送礼请托，希冀李连英能在慈禧太后面前美言几句，以达到升官发财之目的。据故宫博物院著名清史专家朱家溍老先生撰文说，他曾亲耳听到清宫后裔恭亲王之孙、著名画家溥心畲说过，李连英之所以能聚敛发财，往往是内务府官员替他造声势。那些掮客式的内务府官员到处游说等待外放的官员，动员他们走总管李连英的门路。李连英是一个非常狡黠的人，送上门来的钱财当然照收不误，可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是一句话也不会多说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主子面前，奴才的多嘴饶舌将会得到什么后果，他才不会傻到干这种蠢事呢。实际上这种外放官员，只要钱花到了点子上，已经预备引见了，那么无论走不走李连英的门路，都肯定会得到外缺的。但是通过那些掮客造成的声势，就都以为是李连英发挥多大作用了。作为李连英来说，他只是一心一意地伺候太后老佛爷，如果有人参奏他交接外官，纳贿干政，太后绝然不会相信。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一是保证慈禧太后的恩宠不衰，二是财源滚滚而来，李连英当然是乐得其成了。正是李连英身边的这批人，有意无意地为其摇旗呐喊，除了自身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外，更多的是给李连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多抹了一点丑恶的颜色。

而另一批自翊为封建正统卫道的官吏则对李连英的青云直上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深怕长此发展下去，会重蹈历朝历代太监干政的覆辙，为此他们纷纷上书，希望慈禧太后能虚贤纳谏，屏抑李连英势力的膨涨和发展。还是在同治初年，慈禧太后因宠信小太监安得海而屡遭物议，言官频上奏章，劝谏她亲贤远宦。慈禧太后出自于稳定政局、安抚人心的考虑，曾以谦和大度的姿态接受了言官的劝告。而这时情况已大不相同，过去对她有所制约的政治力量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同时她对控制朝政以及驾驭各派政治势力有绝对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完全没必要再摆出政治家那一套雍容大度，来听取言官们喋喋不休的说教了。因此，我行我素的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些所谓“义正辞严”的批评。

李连英第一次遭到朝臣猛烈抨击是在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这一年的四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编练成军，奏请钦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当即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亲往巡阅北洋各海口。由于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身份崇隆，因此加派太监、御医随行，“以时调护”。奕譞是一个城府极深而且非常谨慎之人，在慈禧太后召见之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的宠监——储秀宫总管李连英随行，以表明心迹，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此举正中慈禧太后下怀，立即得到她的允准。于是，奕譞四月十三日行抵天津，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兵轮出海，先后巡视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初一日回京复命并奏报巡阅情况。此行一切顺利，惟因太监李连英随行校阅水师，在朝廷掀起了一阵波澜。

按照清朝的制度，由亲王主持这样规模的阅兵大典，同时另派太监随行，在历史上并无先例。据说：“李鸿章为之设行台，王与李连英居处一切无轩轻。惟阅兵时，王坐于前，连英立于后而已。于是丁汝昌、卫汝贵、卫汝成、叶志超、赵桂林、龚照玙诸人，皆奉贽连英门下，称受业。”

消息一传开，舆论一片哗然。两个多月后，监察御史朱一新于八月二十四日借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发生水灾，遂以遇灾修省为由，上折谏曰：

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今夏巡阅海军。太监李连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谔，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

在折中朱一新还反复强调阉官是“巧于奉迎而昧于大义”之辈。他们“售其小忠小信”，“阴窃作福作威之柄”，为此，希望不要重蹈唐朝太监监军之覆辙。

奏折呈上后，慈禧太后极为不满。第二天，她就颁了一道长达六百多字的懿旨。亲自为李连英辩解，并斥责朱一新是“危词耸听”和“附会不经”，要求拿出确证和明白回奏说“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是什么意思。由于朱一新也只是听说，拿不出李连英干预政事的实据，又无端触及朝廷及皇室中最敏感、最微妙之处，在慈禧太后的淫威高压下，他在回奏中无法说清楚，实际上也不敢说清楚此事的原委，只好轻描淡写的答复。折上后，慈禧太后益加愤怒，又发懿旨，大骂朱一新“书生迂拘”，“才识执谬”，并下令把他降为主事。

事后，许多人都认为慈禧太后是明显地偏袒太监李连英，对朱一新的打击压抑是不公正的。那么，李连英是否在随行巡阅海军过程中交接外官、干预政事了呢，醇亲王是一口否定，但众人却异口同声咬定此事，惟有晚清诗人王小航力证李连英并无此事，他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中说：

及王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连英偕往。出宫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李连英随见。王意在避本生（父）擅权之嫌也。而连英怵于安得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旱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

按王小航的说法，李连英又完全是一个谨慎本分的贤良太监了。但是，这样基本站在太监一边的评价在一个完全被封建正统思想统治的社会中是太少见了。

两年以后，李连英又受到了第二次激烈的抨击。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江苏学政王先谦以太监李连英招摇奏请惩戒，他在折中说：

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连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以事理所有。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分之证明。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字益吾，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王先谦参劾太监李连英，虽然言词激烈，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证。而慈禧太后碍于朱一新案时曾说过：“如仅只李连英一人之事，无论如何诬枉断不因宫监而加罪言官”，同时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撤帘归政在即，因此顾不上与王先谦过多理论，这倒使他博得一个“直言”的好名声。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甲午战败，全国舆论大哗。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无人敢直接批评她本人，于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成了替罪羊和众矢之的。陕西道御史恩溥、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折，参奏李鸿章及北洋将领贻误军机、丧权辱国，同时，他们也再次捎到了李连英。其中许多人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太监李连英由于受贿而出面包庇了北洋这批无能的将帅，于是人们似乎都相信了太监李连英此时已公然把持朝政这个“事实”。其实，谁都清楚，包庇北洋将帅的并不是做奴才的李连英，而是做主子的慈禧太后，只不过谁也不敢直说罢了。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终于有人向慈禧太后挑战了，这个人就是御史安维峻。安维峻在奏折中尖锐地指出：人们都说“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连英实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太后已经归政了，要还牵制政事，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天下臣民了；李连英是什么人？他哪敢干预政事？如果这是真的，祖宗家法岂能容？安维峻这里说的是十足的反话，说穿了就是直接要求慈禧太后不要再牵制皇帝并且严厉处置李鸿章。此折一上，慈禧太后异常震怒，马上以皇帝名义发谕：

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往军台。

这场风波，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又平平安安地渡过了。

总之，作为慈禧太后的宠监和奴才，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李连英没有权利选择，也没有任何资格申辩，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李连英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说，他是慈禧太后的宠监，当然是完全站在太后一边，反对变法，构陷帝党了，甚至还有人说光绪皇帝就是由李连英下毒最后毒死的。但是也有人说，李连英生性圆滑，八面玲珑，两面讨好，不但慈禧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因为从小就受到他的看护，也十分喜欢他，叫他“谙达”（满语：老伙伴、也有师傅的意思），还夸他“忠心事主”。晚清诗人王小航在《杂咏》第十三首中写道：

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
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鸣咽老黄门。

诗中讲述的故事是：庚子乱后，两宫西逃回銮至保定行宫。慈禧太后寝殿极华美，而光绪皇帝寝殿极冷落，李连英侍候太后睡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被褥均无。此时已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入睡。见到此景，李连英抱着光绪的腿，哭着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将自己用的被褥让与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后，回忆西逃过程中所受的苦，曾说：“要没有李谙达，我就活不到今天。”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连英因出言谨慎，不敢附和，虽未招致太后怀疑其忠诚，但感情上多少有些生分。所以在他的墓志碑文中写道，李连英自回銮后，“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这个说法，是意味深长的。

第07节孤独寂寞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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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于西苑的仪鸾殿。在办理慈禧太后的丧仪之后，离慈禧太后死日还不到一百天，李连英就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的二月初二日离开了皇宫，这时他在皇宫内已生活了五十多年。在他的墓志碑文中是这样说的：“及太上孝钦显皇后升遐，公之退志决矣。”由此可见，李连英是主动提出离宫的。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可以带原薪六十两钱粮米退休，这个待遇在当时可以说在太监中是绝无仅有的。

围绕李连英出宫及身后各事，社会上又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自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以后，恐遭报复，而退居宫外，以保全自己的脑袋；也有人说，李连英死后，宫中太监纷纷抢夺其遗产，隆裕太后下令查办，将其悉数充公，并用于宫中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家具，等等。类似这样的传闻，一时非常盛行，这些诋毁多出自于一种感性的发泄而已。更奇的是还有人说，李连英生前得罪了许多人，出宫后就深居简出，怕人报复，但最终还是被人在后海附近暗杀，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暗示了这桩凶杀案与民国初年任步军统领的江朝宗有关。但仔细查阅江朝宗的档案履历，发现１９１１年３月李连英死的时候，江朝宗还远在陕西汉中总兵任上，可见这些传说纯属无稽之谈。

李连英出宫两年后，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二月初四日悄无声息病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里，时年六十四岁。而此时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也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了。尽管如此，清宫里隆裕太后对这个一辈子为其当牛做马的忠顺奴才的死，还是十分伤悼，于是下令赐银千两，赏埋京西恩济庄太监茔地。

李连英死后的丧葬规格在清宫太监中也是最高的。他的坟墓，被允准建在恩济庄太监茔地中一个独立的院落里，前面有石柱桥及牌坊，牌坊横眉上书“钦赐李大总管之墓”，院内东西侧各有亭子一座。由于是太监，不敢僭制，其墓顶用三合土（即糯米浆合沙土、黄土、白灰而成）建筑。他的墓碑是用汉白玉制成，高三点五米，宽一米许，其规格实为历朝太监无法比拟了。惟有一条，因为生前名声不好，那些名臣显官、文人清士难觅一人为其撰写墓志碑文，无奈只好由晚辈子侄代笔，来进行一番自我吹捧和美化。这也是传奇太监李连英宠辱一生的最后缺憾了。

作为一个太监，他的皇室奴仆身份和千百个同行一样，是无法更改的。他们一样有着苦难、屈辱的童年，有着残缺的身体和残缺的生活，一样享受不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所不同的是，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宠信，李连英的后半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正是在慈禧太后的庇荫下，他得到了宫内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金钱财富也滚滚而来，然而也正是得益于慈禧太后的惠顾，李连英也和他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样，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这就是太监李连英传奇的宠辱一生。

作者：allaboutU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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