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25th, 2007满清文字狱 极尽变态的历史奇迹
清朝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1**7)——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1**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
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
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中国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下愈况。
(二)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大学》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
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
“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
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
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
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的“言论检查”制度。
(三)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
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July 25th, 2007 at 11:11 am
标题:毛泽东当年定都“满人”很多的北平是个极大的错误
1。中央政府的政策被满清同化堕落。
2.中央的官员(包括外地进京的,比如湖南广西江西的)娶了北京本地的满族妇女,沾染了满族的奴隶制文化。
3.八旗子弟的懒惰泼皮痞滑和格格的淫荡,搞坏了整个中国文化。文字狱只是其中之一。
4.北京的满人后裔媚日媚洋,仇恨民国和汉人,祸害非常的深远。
中华民族很可能亡于满清的后人。
July 25th, 2007 at 11:23 am
标题:普通话是满族话,不是北京话
普通话是满族人学讲北京话而出现的语言,是满人创造的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小区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日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押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mandarin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兼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它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汉语代表语言地位的确立]
mandarin经过满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国的统治,再经过孙中山政权以一票之优势对“国语”地位的表决,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国家代表语言”条文制订,普通话——汉语代表语言地位已经是坚不可摧。
[内城话北京话在北京的消失]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只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王朝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群体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话的真正母体在北京城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把普通话硬说成是什么北京话,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
July 25th, 2007 at 12:03 pm
标题:Who cares. 八旗兵里还汉人居多呢
July 25th, 2007 at 9:54 pm
标题:三反五反等算不算文字狱?杀得人稍少,牵涉面之广却是“康、雍、乾”三朝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