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5th, 2007原“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
原“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荣根
“七.二零”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揪斗、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零”事件。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了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零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文革结束后,除了官方有少数有关“七·二零”事件的报道以外,“百万雄师”的13名常委从未接受过记者的自由采访,他们也从未发表过回忆文章,他们中4人已经去世,所有的人已经年逾古稀,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章迪杰讲,当年除政参部长蔡俊善是高中生外,其他人全部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已经存世的大量“七·二零”事件的记述,研究文章绝大部分来自当年造反派人士的见解。所以“百万雄师”的内幕显得较为神秘。他们当年和今天的真实想法和有关背景资料更是鲜为人知,扑朔迷离。
在举世震惊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四十周年之际,从2007年3月到6月,笔者有幸能接触到当年“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当年任联络部长的章迪杰先生等“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笔者是首先认识并接触章迪杰先生的。章迪杰先生2004年5月前写了10余万字的书稿《疯狂岁月》,较详细地记录了从文革中“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中央表态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被监禁、关押,到1972年3月被释放,以及释放后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前他们同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的斗争。以及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为他们公开平反的过程,都有较为详细的交代。章迪杰先生希望我能帮助他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我自觉未亲身经历此段历史,况且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记录和论述已是汗牛充栋,再重复写别人写过的这段经历,如果没有新的素材和观点,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本人的能力也很难胜任这一工作,不如就本人所大量阅读的关于“七·二零”事件有关论述(本人今年上半年以来阅读的有关“七·二零”事件的各种资料、传记、专著达100万字以上),以第三者的眼光,提出若干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写出采访记。章迪杰先生觉得这种方式可行。双方谈过几次。章先生有些事情不在现场,不是当事人,经我提出要求,章先生又约请俞文斌先生等人一起谈了4次。俞先生1987年患中风、脑梗塞,现在尚能讲话和行走,但记忆力有所减退。所以,每次会见,章先生均在场作陪,其中第3次俞先生还约来了沈邦安(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王少荣(“百万雄师”骨干,武汉列电基地保卫干事)等参加访谈会见。俞先生对抢救文革史料很关心,后几次会见均是他主动打电话约见我的。在回答了我两次的提问后,俞先生拿出署名李明的《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零”事件》(载《中华传奇》2005年11期)的文章,约13万字,让我复印,两天后,俞先生又打电话来问我读完了这篇文章没有,并主动约我第三次见面。在第三次见面时,俞文斌先生说,李明写的那篇文章很真实,你要写“七·二零”事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当即随便翻开其中一页,在六、七百字的文字中,我指出本文连续出现4个史实的错误:如武汉大学“三家村”问题,明明是王任重操纵湖北省委抛出“三家村”,根本不是“武汉街头出现揭发武汉大学‘三家村’的大字报”;工总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李文却写成“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李文却说“当年8月下旬,朱鸿霞操纵一批人马,冲进省委大院”;王任重是被武汉大学“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揪回武汉的,李文却说是朱鸿霞将其“揪回湖北”。俞先生说,前面的事与我们“百万雄师”无关,我认为后面写的“百万雄师”部分是完全真实的,希望你在他的文章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然后设法出版。沈邦安先生说,别人写的文章有版权问题,不能这样做。俞先生又说,能不能我写一段按语,放在前面,然后在香港印成书出版,我说在香港印是可以的,但是要全部由自己承担费用,没有任何一家出版商会将这篇在杂志和网络上已经刊登过的文章编辑出版。俞先生中午在汉口江边的亢龙太子酒店订的包房里宴请我们。吃饭时,他问我能否找到李明这个人,我说只要找到杂志编辑部,即可联系到作者。俞先生委托我一定要找到李明其人。第二天,俞先生去深圳,在深圳,俞先生专程打长途电话问我是否找到了李明,我回答说上网查询了一下,那篇文章落款《中华传奇》2005年第11期是假的。《中华传奇》根本没有登载过这篇文章。俞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打电话问了李文中提到的鲍邦林先生,李明署的是化名。
以下是访问俞、章等人的记录。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个人文革前的经历
俞文斌:我1933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我原是木工,1951年元月当兵,1954年,军队要成立导弹基地,于是在全军抽调了1000人到河南信阳学习,开学时,中央军委还派了两位将军来讲话。半年后,导弹基地不办了,学员解散时,将我分配到武汉市机械工业局任武装部干事,文革前已经是武装部的副部长了。
章迪杰:我是1936年出生的,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
问:职工联合会为什么解散了?
章迪杰:文化大革命是揪斗党内走资派,而我们这一派的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工农积极分子。老干部是培养我们劳模、党团员的人,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他们呢?
“职工联合会”是“百万雄师”的前身,1966年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市长刘惠农授旗,办公地点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市总工会里,一号头头叫崔景德,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的电工,曾任“四清”工作队队员。市里还拨了棉被、自行车、办公桌等物资。市委秘书长黎智说,工人总部每月要的经费是三千元,你们只要一千元,不够用,就批准了每月两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当时会员总数达到四、五十万人。
因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负责人李一清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所以,“职工联合会”发动全市的基层组织1967年元月2日至4日到湖北省委去造反揪李一清。因送饭车在路上受阻,群众在省委坚持了3天,“职工联合会”的头头却没有出面。由于头头们组织无能,指挥无力,“职工联合会”自行一哄而散。
“职工联合会”解散以后,几个大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叫“专批刘邓联络站”,联络地点设在新华路体育场东司令台,可以相互照应。
俞文斌: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武兵”,就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的意思。我们的组织发展很快,没有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而且我们手上都有枪。武钢、一冶、长航、铁路、中央在汉的大单位都参加了。我们组建“红武兵”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民兵组织,所以省军区及市人武部、全市各级武装部的干部都支持我。当时最积极的是一轻局的武装部长,他是老红军,他一讲话,大家都支持我。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职工联合会”垮台后,许多原会员没地方去,要求参加“红武兵”。当时,我们组织的总部先设在景明大楼,后来,江岸区委党校将办公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造反派当时主要攻击我们“红武兵”,他们称我们是“黑乌龟”。我们不怕,我们手上有武器。任何组织想搞垮“红武兵”是不可能的。
“专批刘邓联络站”有六七个组织,是个松散性的组织,办公地点设在江汉区委党校。当时刘敬胜找我,想让我参加他们的“专批刘邓联络站”,我认为我是武装部的干部,我还不想与他们一起干,我当时派了一个叫申耿生的,也是一名武装干部,代表我们组织去参加,没几天他跑回来了,他说别的组织都是主要头头参加,我们主要头头不参加不行。刘敬胜别的本事没有,但他有骂人的本事,他骂骂咧咧地要我参加。我被逼得没办法,我只得同意成立大联合指挥部。因为观点相同,他们都相信我,让我当指挥长。
问: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百万雄师”?成立“红武兵”和“百万雄师”时,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发了文件没有?
俞文斌“百万雄师”是“红武兵”发起的。我说小组织挨打,我们要联合起来。因为“红武兵”组织最大,我自然成为“一号头头”。我选的常委是同我关系好的,态度要积极的。
章迪杰:按组织大小,杨道安是工人,他是“二号头头”。孙运东代表贫下中农,他是“三号头头”。俞文斌代表民兵,一二三号头头代表工、农、兵的意思。后面的常委没有排序。当时党政机关已经瘫痪,所以没发文件。
俞文斌:我说“专批刘邓”这个组织名字代表性不广泛,实际上我是不同意批刘、邓的。当时发起全市统一组织的几个主力是“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城公社”(居民委员会的组织) “造反大军”、“贫下中农”,以及“硬骨头战士”等,以“红武兵”为主。参加“百万雄师”的组织有40至50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鼎盛时发展到129万人。我同意叫“百万雄师”这个名字。我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当时还编成了歌曲。
问:你们指的“牛鬼蛇神”是些什么人?
俞文斌:我们当时指的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问:当时,各级领导是怎样支持你们的,部队给您派的两名警卫叫什么名字?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时,我把中央所有在汉大单位及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都找来开了个会,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是我们的高参。“百万雄师”的成立大会1967年5月16日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在江汉区委党校(江汉公园旁边)办公,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百万雄师”。中央6.26电报后,6月26日下午搬到3506工厂。3506工厂的党委书记张启贵是个老红军,他们欢迎我们去。他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我们总站设在厂办,联络部设在五一俱乐部,我们吃住都在厂里。
市人武部派了127部队两名军人跟着我,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干事;另一个人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他们的来历只有我知道,我们“百万雄师”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告诉其他人。别人问我时,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章迪杰:这两个人是专门保护俞文斌的。总站其他负责人的保卫由雄师支队负责。这两个人直到“百万雄师”垮台时才离开。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后,原来松散的组织变成了有严密机构的全市性的统一组织,全市统一行动。当时是想夺全市的权。权本来就在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权派手里,但是害怕被造反派夺走了,万一夺走了,全市和各区、局的领导干部,都会被他们整死。
当时,在物资供应方面,我们得到市一商局、二商业局的大力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有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有日本人的马刀。
问:1967年5月“百万雄师”成立不久,是否在东湖宾馆开过会,决定从汉阳开始,一个一个地扫平?网上有“公安联司”审讯的记录。
俞文斌:当时社会上秩序已经非常混乱,我们到东湖宾馆开会,在长天楼吃的饭。总站和各分站负责人都去了,有好几十人。当时,我们内部有矛盾,与造反派也有矛盾。会议的精神是研究形势和任务。总站没有“扫平”的思想,我要求大家加强团结,然后把造反派瓦解掉。少数人瓦解不掉,就孤立了。绝大部分总站、分站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个思想。我们常委会开会从来没有研究武斗。好斗的是刘敬胜,他只会搞武斗,6.12打汽配(汉阳汽车配件厂),他自己跑去,搞得一身的硫酸回来,自己吃了亏。
章迪杰:这是我们总站成立后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总站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在那里整整呆了一个晚上。会议是研究形势、任务、对策,当时“百万雄师”在汉阳占绝对优势,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武昌大专院校多,被造反派称为“解放区”,汉口犬牙交错,既有你,又有我,被称为“游击区”。没有研究“扫平”的计划。
问:请介绍一下1967年5月至7月武汉几次大型武斗的情况和双方伤亡人数,从6月起,“百万雄师”是招架挨打还是主动进攻?
章迪杰:武汉武斗的情况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元月,“职工联合会”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上街游行,就被造反派冲击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是绝对被动挨打阶段。第二阶段是1967年4月底,“百万雄师”还是被动挨打的。如4月29日武汉棉织厂事件,造反派造谣说武棉的保守派打死了3个人,用麻袋装着丢到汉江去了,双方辩论时,保守派又挨了打,造反派还要保守派消毒请罪。第三阶段是从5月初起,造反派先使用藤条帽和木棒,我们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时我们就提出要还击了,我们也配备了藤条帽、木棒,双方都武装起来了。5月份,造反派搞起全市的绝食斗争,断绝交通,要为工总翻案,我们有些小厂的人不能回厂,我们就把不能回厂的人搞到一个地方住起来,形成了武斗据点。
6月初,武汉军区邀请我们“百万雄师”总站常委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德洲、章迪杰等人,到军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副司令员杨秀山、姚喆、孔庆德以及夏奎、信俊杰等部长,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动员部副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首长。会议的议题是要我们“百万雄师”起带头作用,作表率,选择有条件的单位或系统,能回去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应该说,6月以后,“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是占绝对上风的。
会议开到中午12点,叶明说,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我们穿过马路,到达8201师部,步入食堂时,当时正在食堂就餐的师部军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时武汉这种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6.17武斗是一个误会。当时叶明等军区首长要我们带头制止武斗,撤出据点。6月17日,我们将江汉区委党校的财贸系统的200多人撤回到六渡桥德华酒楼的财贸大楼,回去“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去了一车人,财贸大楼的人发出信息,被造反派包围。结果遭到“百万雄师”派出的人的反包围。
俞文斌:现场有刘敬胜、谢敏华等人员,当时是由作战部负责。事后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没看到武斗,只看到满街满地的砖头瓦片。
王少荣:江汉分站的沈浩然说“6.17”死了23人,当时是他指挥的。还有几个人,罗明发、余俊才(省体委的)直接参与指挥武斗比较多。
章迪杰:“6.24”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是因为政参部长蔡俊善,二七区一号头头张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他们三人到铁四院,回来时被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我们总站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交涉放人未果,后来才采取的武力。6.24围水运是营救蔡俊善等人。总站的指挥是刘敬胜,封锁水面防止造反派将蔡从江面转移的是江汉分站的沈浩然。当时没有攻打“工造总司”的计划。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打“工造总司”。我第二天去看过现场,楼下并排有6具尸首(造反派当时有确切统计死了28个人,笔者注),楼上气窗旁的平台有将近一尺厚的碧血,后来我才理解什么叫“碧血丹心”。6.24打水运,是作战部安排的。为什么6.24同时又打了“工造总司”,汉轧(汉阳轧钢厂)等三处地方,我不理解。我对“工造”的印象不是蛮坏。可能是刘敬胜带人去打的。刘敬胜经常吹牛,说武汉部队的人说他的指挥能力可以当个司令。刘敬胜没有组织观念,他到哪里并没有通过常委会。揪王力总站没有派他去,不知他怎么钻进去的,他是自由行动者。
俞文斌:刘敬胜的亲叔叔是刘华清,但刘华清对他印象非常坏,因为刘敬胜爱骂人,没有文化,他对武斗有兴趣,谈起来滔滔不绝,都是他搞的,我对武斗没兴趣。
王少荣:刘敬胜喜欢武斗,只要哪里打起来,他就在胸前别个“指挥”的条子。作战部是“百万雄师”里最大的一个部,三个常委谢敏华、孙德洲、刘敬胜都是作战部的人。6.23营救蔡俊善,接着在汉口打“工造”,在汉阳打汉轧,罗明发知道。他说通过营救蔡俊善,显示了“百万雄师”的力量,当时兴奋劲就起来了,接着就去搞吴焱金(“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
章迪杰:刘敬胜有两个亲哥哥在台湾,如果他不隐瞒此事,按照“百万雄师”特别注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的惯例,他连参加“百万雄师”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当常委了。
问:8201部队是否分派了各团的干部到各区,参与“百万雄师”的训练、指挥?
俞文斌:8201是城防部队,是一个加强师,有7个团。造反派和部队是对立的。我们去8201师部,食堂做了很丰盛的菜,首长把部队集合起来欢迎我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各团部自己和“百万雄师”的基层联系。
问:1967年7月15日,当时明知中央代表团来汉,为什么要去袭击游行队伍?当时电车公司的武斗是谁组织指挥的?
章迪杰:7月15日我们“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造反派组织全市游行。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电车公司本身就是据点,集结了一些人在那里,以20多岁的青年人为主,有霸王鞭、铁臂摇等组织,有几个青年被激怒了,于是打起来,所以“7.15”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我当时在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3506工厂出动了两车霸王鞭的小伙子支援电车公司。据“百万雄师”硚口分站的童飞讲,这次武斗死了3个人,是他处理的尸体,埋在东西湖。造反派这次丢了土炸弹,据说是他们把自己炸伤了。我亲眼看见了送到联络部来的新华工制作的未爆炸的土炸弹。
问:7月16日白天,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这些标语是谁草拟的?“七·二零”事件前,武汉街头出现“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要爱护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的最新最高指示。还有一些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这些是谁创作出来的?当时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什么?
章迪杰:“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
问: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是绝密的,仅仅是军区主要领导和负责安全的刘丰知道。当时是谁告诉您毛泽东在武汉的?
俞文斌: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的是省直联司的一号头头杨以才(文革前为省监察厅办事员,文革后为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7月17日晚杨以才把我拉着就走,开车接我到东湖,他神秘地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你要去见见。还说毛主席也要见见你。杨以才还叫我找周总理谈谈。19日,我到了东湖、武汉军区一号楼,未见成毛、周是因为省直联司(省直机关干部)和8201部队的人冲击武汉军区,而且这些军人都带着枪支。杨以才对我说:看来今天这事办不成了,你先回去,“百万雄师”中知道毛在武汉的就我一个人。杨以才后来又告诉我,中央要我们两派各派100人到北京去谈。
章迪杰:我40年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听你们说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在武汉。
问:当时专揪王力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杨以才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武汉,为什么还要去揪王力?
俞文斌:杨以才找王力是想了解他的面貌。
问:7月18日,周总理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陈、钟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在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你们怎样看待周恩来当年的表现?
章迪杰:我们当时只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知道周总理和毛主席来了。当时武汉军区尽管亲我们这一派,但对我们是敬而远之,除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撤出据点要我们带头以外,其他不会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当年对周恩来绝对相信,也没有反感。
问:当年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力?“四点指示”是周总理讲的,王力从未讲过“四点指示”,为什么说是王力讲的?是否知道王力背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是否想压迫中央改变态度?还是你们认为谢富治、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公开支持了造反派?是谁把“四点指示”传达给百万雄师的?
章迪杰:毛泽东当年的意思是先把两方的工作做好了再表态,所以请周总理打前站,王力、谢富治18日送走周总理后就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的据点表态:“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受歧视、受打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王、谢一表态,必然引起群众过激的口号。因为中央文革是全力支持造反派的,我们当年最恨中央文革的人,所以把矛头指向王力。
为什么8201的战士要殴打王力?听说8201的战士向王力诉苦,说我们挨了很多打,王力说:“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你们最大的爱护。”那些战士说,我们今天就来爱护你一下,所以把王力的眼睛打肿了。
王少荣:原来中央安排两派各派100人去北京解决问题,如果去北京谈,不会出现激化对立的局面。造反派播放王力、谢富治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录音,利用他们的身分、态度,激化了矛盾。
章迪杰:“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
王少荣: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沈邦安:我认为当时中央的表态(指“四点指示”)是错误的。
章迪杰:他们把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17年的依靠力量说成是“保守派”、反革命,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弹。
问:当年揪王力,说是百万雄师、武汉公安、8201部队的人干的,当时主要是谁干的?据说当时百万雄师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铁路局,主要是哪几位同志?是否有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的计划和行动?“七·二零”时,百万雄师、公检法和8201多人冲击东湖宾馆,你们当时是怎么统一行动的?由谁指挥的?当时,您们是否知道毛泽东就住在那里?
章迪杰: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
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问:冲击东湖宾馆和武汉军区,谁在现场?
章迪杰:冲击东湖宾馆,“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东湖管理处)头头雷荣华知道经过情况,我不在现场。
问:当时营救王力,保护毛泽东的是否是孔庆德和后来连升三级的武空副司令刘丰、8199政委张昭剑?“七·二零”事件后,他们成为英雄和功臣,但是有人说他们原来也是支持百万雄师的,8199部队也参加了揪王力的行动。“七·二零”事件最大的受益人有3人:刘丰、张昭剑、孔庆德,您今天怎么看他们?
章迪杰:我们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张昭剑是在孔庆德出面后接的手。他恐吓王力,说“百万雄师”和8201的人正在到处抓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脚崴了,说是“百万雄师”打骨折的。张昭剑先把王力控制在8199部队二连,然后刘丰从张昭剑处接过王力,把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刘丰为什么要救王力,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在武汉部队的范围内,部队没有反对“百万雄师”的,空军虽不是支左部队,但他们也是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时部队是一边倒,不管是陆军还是空军。刘丰、张昭剑两人当时有投机心理,乘机立了功。
问:陈再道90年代对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说:武汉军区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孔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挥长,对武汉的运动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但“七·二零”以后,孔反戈一击,将自己做的事都推到陈身上,是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而且孔庆德是最大的受益者,“七·二零”以后,军区常委仅孔一人不受曾思玉排斥,还当上了省委书记。
俞文斌:我不喜欢孔庆德这个人,一向对孔庆德没有好感。刘敬胜喜欢跑到孔庆德家里去,回来又向我们吹牛。
问:《东湖风云录》说: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汤忠云指挥了六渡桥6.17、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事件,还把工造总司的二号头头、人民仓库的代鹏从家里捉到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章迪杰:汤忠云不是作战部长,他是雄师支队(相当于警卫团)的负责人。代鹏是江岸分站派人去捉的,因怕他叫喊,将毛巾塞在嘴里窒息死亡的。代鹏的尸体是汤忠云处理的。
问:请讲讲从7.20到7.23四天上街游行的情况,游行的目的是否想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运动的表态(毛是这样认为的)?
章迪杰:“七·二零”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当时打算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斗王力,因王力被张昭剑等转移,于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武汉三镇凡是能通车辆的街道都是塞满了汽车,所有单位,凡是能上街的汽车都上了街。黄石、荆沙等地的消防车也拉着警报,风驰电掣地赶往武汉,既有军车,也有消防车。仅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就派出100多辆20吨的红头、蓝头的载重汽车参加示威游行。军车架起机枪,“百万雄师”的车辆上都举着长矛,“七·二零”那一天,驻扎在宝丰路的8201一个团,有20余人来到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他们脱掉军装,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参加了游行队伍。还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要求参加“百万雄师”。后来指战员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我们就只好将印有“百万雄师”字样的袖章布整匹整匹地发给他们。8201部队当天印发了《特急呼吁》传单,传单上印的“最高指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传单里说:“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装游行共搞了4天,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
7.20我们已经游行,武汉军区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我们派100人去北京谈判。我回答说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就地解决问题。
打倒王力的大游行持续到7月23日。这几天的示威大游行,是“百万雄师”和驻地部队、百万人民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林彪、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殊死大搏斗,是举世无双的革命壮举。
问:“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要去攻打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直到7月24日晚上,还派一万多人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晚上出动18车人,次日出动38辆卡车,3辆卡车、一辆消防车?直到周总理来电话才停止?
章迪杰:总站不知道这些事情,估计是下面单位自发地搞的,当时他们认为总是不行了。
问:请讲讲7.23中央表态后你们13位常委的经历:你们怎样被捕、被关押了多少年、什么时候释放?从释放到正式平反,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退休前在各单位担任的职务?为什么13位常委中只有6位被关押,平反时报上点名只有10位?
俞文斌: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了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我写了13个常委的名单装在口袋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7.23中央一表态,就按照名单抓人。
王少荣:7月26日下午,总站将所有工作人员及物资装了六辆大客车,由一辆吉普车带路,直奔东西湖额头湾,准备将总站转移到东西湖。因未联系上,又转往古田三路公安学校和姑嫂树的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3506工厂观察了解情况,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等待头头的消息。
章迪杰: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五人。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我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我们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我们住宿在洪山宾馆。次日,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声明,我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诉我们的去向。然后我们三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前红司新华工的一号头头)等人起调停的作用。我们一向认为新华工与其他造反派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我们将声明印发出去。我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三楼,我们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7月31日凌晨两点,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我们的住地,向我们宣布:“你们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我们三人(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押送到汉口老法院(当年市公安局十三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6日晚,我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其他几名“百万雄师”负责人也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4年零8个月
俞文斌先生对他们投奔新华工,新华工将他们转交公安联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在采访时多次提起,但他们都记不清当年接待他们的新华工头头是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事件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副书记)还是郭保安(笔者注)。
王少荣:7月26日晚俞文斌等5名头头开车走后,留在东风中学的我们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把上百斤一捆的袖章都堆在教室里,把自卫的武器全部丢进了一个大水塘里。当夜,总站未转移的人员转移到姑嫂树一个大湖中央的养鸡场,由生产队长为我们送饭送水,我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闻的鸡粪。三天后,二套班子的领导李清绍与陈秀华判断总站那几位头头可能被抓了,不然不会没有消息的。于是我们决定去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同志。蔡俊善是在常委中是受排挤的,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当时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我们认为他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应付目前的局势。7月29日下午,我们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在柏泉农场安营扎寨,我们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名同志会合。李清绍同志带来了“百万雄师”总站的公章,我带来了八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又带领我们极少数同志转移到沔阳县(现已改名仙桃市)长埫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将“百万雄师”的汤忠云等一大批骨干接来,举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心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我们组织中的“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笔者注)――朱长春及陈某某,带领公安联司开着大卡车,来到长埫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据点一锅端了。
章迪杰:为什么市委公开平反时只有10人?因为没有坐牢的人没有公开平反。“百万雄师”的常委实际上只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7人坐牢,纪登清1970年3月死于狱中,汤忠云是在1967年8月20日被公安联司追捕时枪杀。另外两名公开平反的是“武汉公安”的头头,当时是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蔡俊善在牢里只关了一个月,后来他被要回本单位监护审查,他是由市公安局发的平反文件。未坐牢的当时有可能“反戈一击”了,所以“百万雄师”的群众后来只信任我们坐牢的6个人。
在监狱被关押期间,被批斗、遭毒打,无一人幸免。到1968年秋冬季,公安联司和造反派群众对我们的审讯、批斗、毒打基本结束。
俞文斌:我坐牢时,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一军一师的政委对我很关照,经常开导我,安慰我。他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他离休后,我还去浙江看望过他。
章迪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以后,监狱军代表何元吉等人对我们的态度由阴转晴,脸上露出了多年难见的笑容。1971年底,我们被允许从各自的监号中搬到一起,八个人(“百万雄师”常委中坐牢的6个人加上公检法坐牢的坏头头2人)头对头、脚抵脚地搭铺睡觉,比在原监号里自由多了。
1972年春节后,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把我们送到武昌南湖的市公安局疗养所,这里不设岗哨,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要我们边学习边劳动。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放我们回家,不说清楚,做个结论,我们是不走的。
1972年3月21日,军管会派几辆小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一个一个地送回家。便算是结束了4年零8个月的监禁。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接到军管会的通知,到汉口古田三路武汉公安学校报到,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主任主持,学习了一个星期后结束。
我们要求有个结论,拒绝回去上班。军管会又在汉口解放大道的红旗饭店继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没有多久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我们8个人坚决不去,僵持了半年,一直呆在家里。
1973年,中共武汉市委发出文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笔者注)打伤致残而不能坚持原来工作岗位的,应予以适当的照顾。经过各级领导多次做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才回各自的单位上班。
问: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的4次赴京上访。
俞文斌: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3月份,原“百万雄师”组织更名为“工农兵”,还有召集人并上街贴大字报。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15军副军长张绪组织安排我们“工农兵”的大小头头一百多人在汉口赵家条市财贸学校学习。省、市领导赵辛初、姜一、潘振武、王克文在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接见了我们。接见从晚上八时一直到凌晨三时。省、市领导本来想搞两派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因为意见分歧太大,没有搞成。
章迪杰:批林批孔中,原造反派“三钢”、“三新”更名为“革命群众”,在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的口号下,敦促省、市委领导转弯子。省、市委领导屈从压力,提出了否定“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 、扬”)的六条草案、说“两清”的大方向错光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当时以“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的在押人员统统放了出来。昔日的阶下囚,今朝却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威逼省、市委对这些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湖北武汉还出现了“党委造反”这一现象。
1974年3月到1975年1月,俞文斌、章迪杰等组织了4次赴京汇报团,向设在北京陶然亭2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接待站反映湖北武汉省市委领导“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市委书记王克文)不敢坚持原则,否定“两清”的大方向的问题。我们认为,“两清”运动确实搞了扩大化,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风吹”。动员各级党委、革委会上街造反、亮相、游行、表态,是纠缠历史旧帐。提出“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粉碎右倾复辟势力”等口号,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省、市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不仅对“两清”搞“一风吹”,而且大搞“放、平、补、提、纳”活动,对造反派头头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
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把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在以后的几次上访中,都是呈阶段性的。只要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带着材料及时上京汇报。我们及时地上访,不仅变“七·二零”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问:九大、特别是十大以后,“百万雄师”有过几次考虑需要与造反派沟通,实现联合?
俞文斌:“七·二零”以前,我找过吴焱金一次,准备联合。我们自己里面有些人打打冲冲,像刘敬胜。我是希望通过做工作,把造反派瓦解。但吴焱金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七·二零”以后再没有和造反派谈过联合。
章迪杰:1974年办学习班以后上层就谈不拢了。各个基层单位有造反派主动找保守派共同批林批孔,对付当权派。但是他们的革委会我们根本不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称他们的革委会为派委会。
问:请您谈谈被您称为“牵牛政策”的挂职锻炼。
章迪杰: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到后期,中央一再强调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省、市委领导为了巩固发展这一相对安定的局势,便将两派主要头头分别下放农村挂职锻炼,被称为“牵牛政策”。意思是,两头牛在一起就会要打架。现在把牛牵开,架就打不成了(而造反派头头的说法是,省委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市会闹事,放下来搞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赶走。笔者注)。
1975年3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把俞文斌找去谈话,说根据省委意见,要他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当时王群在宜昌地区任地委书记,赵辛初向王群交待,要他帮助和照顾俞文斌,完成挂职锻炼任务。
杨道安因不是党员,安排到京山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当时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夏邦银(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朱鸿霞(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分别被安排到通城、大悟、罗田、麻城县挂职锻炼。笔者注)。
当时叫我们其他几个头头都下去,我们没去。
俞文斌:我到当阳县后,王群也在那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可能对我带有监视的性质,后来我们关系非常好。
问:请谈谈“七·二零”事件平反的情况。
章迪杰:1978年9月,经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1978年11月26日,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七·二零”事件平反、昭雪。但是当时为了稳定局势,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 “不要登报和广播”的要求。中共武汉市委发文,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十位同志平反、昭雪。1978年的平反,是从政治上承认你。挨过打的,每人给了200元补偿。
问:您当时是“百万雄师”的联络部长,听您说从7.20起到7.23,您每天都收到30—40封全国各地打来的支持和反对的电报,您还记得有哪些单位?
章迪杰:“七·二零”前后那几天,我一直在宝丰路的五一俱乐部二楼,我们联络部在那里办公。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武汉军区来的。我们与中央文革没有往来。当时我们与中共中央中南组,好像是国务院系统的,每天保持联系,每天晚上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跟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我那几天的任务主要是收各地来的电报,接待各地来汉声援揪王力的。当时黄石的钢城雄师开了6辆消防车来武汉声援。其他专县也派人来汉声援。我们每天忙得只能吃一餐饭,有时拿着电话都睡着了。每天接到的电报大约有三、四十封。我记得支持我们的电报有: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
根据李明文章回忆:“还收到陕西、辽宁、四川、贵州,一些群众组织和湖北30多个地、市的声援电。”
“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
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革命行动,希望您用足您现在的权力,把那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文明、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要知道,他们是想像割蒜一样,把参加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您大胆地干吧,我们愿作您的啦啦队,为您鼓与呼。为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行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
章迪杰:支持的电报上有“百万雄师万岁!”的口号,每天也收到不少各地造反派组织反对、声讨“百万雄师”的电报,上面有“打倒百万雄师!”的口号。来电到7.23中央表态后停止。
问:“七·二零”事件后,百万雄师虽然垮台了,陈再道司令员等也被打倒了,但毛主席对造反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七·二零”事件既是百万雄师的转折点,更是造反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个月以后王力、关锋被捕垮台,全国开始收缩、退却,准备召开九大。40年后,您们怎样评价“七·二零”事件?怎样评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怎样看待今天的社会?
俞文斌: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天的社会还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经济上,有些人工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比如我和章迪杰工资的差距就很大,但日子还是好过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平等的。毛总想平等,越搞越糟糕。对困难群体,国家应该多多给予照顾,国家不出面,哪个人都无法解决。
章迪杰:40年后看“七·二零”,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王少荣: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43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
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
章迪杰: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
问:请谈谈你们和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叶明以及邓小平、陈丕显、钱运录等人的交往经过和对他们的印象。
章迪杰:从1967年5月16日“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我们“百万雄师”的头头谁也没有见过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七·二零”事件发生时,孙德洲见过陈再道,有人向他介绍:“这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俞文斌、谢敏华与牛怀龙师长、蔡炳臣政委联系比较多。我们每次去军区反映情况,都是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副司令员接见。陈再道、钟汉华通过叶明、杨秀山等随时了解“百万雄师”总站的情况。并且告诫我们:“有少数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与老俞联系多。武汉军区李明副部长的爱人叫高新华,是“百万雄师”的成员,李部长平时不出面,但他可以从高新华处随时了解“百万雄师”的动向。陈、钟不接见我们是为了避嫌。武汉军区对我们是暗地支持,明的不敢表态。“七·二零”事件平反以后,我们经常与陈再道来往,陈再道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俞文斌:平反后,陈再道要我带几位兄弟一起到他家去作客。他当时是铁道兵司令员,卫兵不让进。我叫卫兵通报一下,说有个叫俞文斌的人找他。陈再道正在主持200多人参加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听说,马上宣布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叫秘书把我们迎进去。对我们非常客气、热情。他说,我早就希望你们来好好聊聊。他要留我们在北京多住几天。陈再道那次谈了很多东西,当时还录了十几个小时的像,他谈话的主要精神我都有记录。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七·二零事件亲历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了,我看了。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不客观。这本书是张体学的小儿子帮他写的。张体学的小儿子跟他当秘书。
邓小平这个人很坏。邓小平打越南时,我议论过此事,我说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和我们党关系很好,邓小平总想整他,就派军队打越南。有人将我的议论汇报上去了。我原来想见见邓小平,邓小平说,两派都没有好的,都错了。现在讲这个话没有什么,但当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很好,文革他没参加,都是别人的错,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
陈丕显是一个非常好的人。1977年 7月调来湖北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后,过了一两天就来找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还是说,主要是想让你出来稳定两派群众的情绪。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的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有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派别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闹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省总工会主席一职。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每月有一次省委常委会,他每次都叫秘书通知我一定要到会。我有时也去跑地、县,而且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1982年10月调到中央以后(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因为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那时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我还去过汪道涵的家。后来我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
1983年王群(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提议让我担任武汉市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这个位置。最后冯传武任武汉市经委主任,我任副主任。
July 5th, 2007 at 6:42 pm
标题: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2007-05-27 10:01:05 作者:钟逸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面全文照录的,是1996年至2000年参加编辑《武汉大典》的人员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该条目虽未最后入选《武汉大典》,但它是笔者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本文中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职务、“三结合”被安排职务)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10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值此“文革”爆发40周年,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胡厚民告别3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肉联厂、国棉一厂、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的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操纵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作者祇找到本文开头的“胡厚民”条目,并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哲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祇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墻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祇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一月夺权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祇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祇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祇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祇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祇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祇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联手,多次作出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
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曾思玉、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但是造反派中多数人反对,说我们是“投降派”。
据顾建棠介绍,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省委也在主动转弯子。1976年9月25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调他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他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硚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致死坚持信仰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 、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祇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折射造反派领袖内心的诗词
胡厚民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词.然而,本文作者在采访中却惊异地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他有这一爱好。杨道远大概是例外,他回忆,自己因“文革”造反被当权派死整很多年,小孩出世都是姐姐抛家不顾来照料,姐姐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姐姐去世时胡厚民在狱中写了一首《哭杨姐》,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纸条我从监狱里带出来保存至今”。杨还说,两个女儿出世,我都为她们写一首诗,胡厚民都有和诗,现在都找不到了。
胡厚民极少以诗示人,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竟是在法庭上。在狱中,他将平生诗词整理抄录在自己用练习本内页装订的厚本上,竟然有几大本。
他诗歌的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渗透着洞察力和思辨力。冷嘲热讽,切中时弊,发别人未发之言,见别人未见之处。这些诗作当然不同程度地打下时代烙印,也表现了胡厚民本人的思想局限和认识偏差;由于其绝大部分都是对现实遭遇的即时反应、心情变化的当下记录,它们都带上某种急就章、半成品的痕迹,远非完美的艺术品。然而,这些诗词,具备了诗歌最基本、最首要的特征:真诚.从折射一个造反派领袖内心深处真实思想感情的意义上,反而更珍贵.他的诗词,有游记,有赠答亲友,有对自然和社会万物的感叹,有讴歌精神情操和赞美劳动者,很多是记录人生大事,如进厂,入团,入党,恋爱,新婚,下乡务农,中央学习班,悼念领袖等;更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自戒、自督、自勉、自恼、自讥、自策、自省等。
他在扉页上写下序歌:“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武汉方言将“狱”读作“游”,“狱子”是作者一语双关以对“慈母”赋诗明志的“游子”自寓。
鲁迅自称笔下文字为匕首与投枪,胡厚民的诗歌正是这样。他在“文革”中“怒向刀丛觅小诗”,鼓舞自己的斗志。
1969年底,在中央学习班集中火力揪“北、决、扬”、“五一六”,猛批胡厚民等人时,胡写下《自叹——中央学习班感叹》多首记录心境,认为当权派逼迫自己承认反毛是“生平”“最心痛”的事:“虽经九曲十八弯,一知偏离速返中。”“人非圣贤谁无过,焉能一错推下河。……死马竟当活人医,病株岂当朽木割。如此违教背民意,怎不叫人疑心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广播大会批斗胡厚民。胡厚民写下了两首《告世诗——全省广播大会感赋》,嬉笑怒骂驳斥当权派的栽赃陷害:“堂堂工总名中外,何苦又去组‘决派’?谁知‘北会’起东湖?更斥‘扬评’充长街!今世不识鲁礼安,前生未见冯天艾。斯般主操兼总头,栽赃问罪意何在?”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一口气写下《法庭杂咏》等30多首诗词,有的描绘法庭情景:“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有的鼓舞自己斗志:“遗臭不由今日定,留芳更待未来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非功罪任评说.”
有的驳斥官方起诉的荒唐蛮横:“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有的辛辣讽剌法官虚伪:“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1982年4月1日囚车路过家门,胡厚民作诗一首:“车过家门情激荡,恨不插翅飞出窗。泪眼怅望锁身铁,寄语街柳问老娘。”判刑之后的胡厚民七年未见过家人,他在《答慈母》一诗中写道:“阳光虽好择晴昼,无宵母爱暗更浓。”
胡在看守所还写了两首诗抒发对儿女的期望:“犹记尺婴怀中笑,一恍身齐父眉梢。惊叹风雨肥效奇,盛赞忧愁能量高。安乐抑思晚发蒙,危难催人早开窍.莫怨生平无佳遇,逆境好将人材造。”(《示女》)
在铁窗中,胡厚民吟诗、读书、看报、写信,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他在给四弟的信中写道:“请给我邮些精神与物质粮食来。由于您们想像得到的原因,我颇为需要,我以后开些书名来。物质者猪油为急,每月最好二斤,因这里除一顿或二顿荤菜外,余皆萝卜白菜,而且水煮盐拌,不吃又饿,吃又难吃进,唯望有点油炒而食之,聊以度日。”但他的《铁窗戏占》将坐牢生活写得乐观、浪漫:“隐居一洞天,快活象神仙。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他在1985年——第三次锒铛入狱的第九个年头——春节所写的《闲吟诗》中,对他的诗歌进行了总结:乐岂烟生,忧非酒亡。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July 5th, 2007 at 6:47 pm
标题:寻找胡厚民
寻找胡厚民——兼谈“文革”中造反派的悲剧命运(1)
2007-04-17 14: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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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逸专稿/胡厚民是“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曾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委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但“文革”中他多次被关押,1982年被当局以谓“四人帮余党”罪名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传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然而,2006年,有人却说:他还活着,以修电视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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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武汉部分市民中频频出现关于“文革”中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传言:谁在修电视机,谁在摆地摊卖皮鞋……听到传言的半信半疑,有人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想判定真伪;也有人得知其身份后,请他们吃饭,给钱给物。
2006年元月中旬,我偶遇“文革”中武汉最大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成员李某,他与该组织勤务组(当年群众组织领导层通用“勤务组”的名称,领导人的职务为“勤务员”,这得名于毛泽东有关语录)成员胡厚民有过交往。李某告诉我:“你知道吗?胡厚民还活着哩。有人说他在修电视机,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是以修电视机为名将他请来的。不久前我不仅和他见了面,还在一起吃过饭。”
我大为惊疑。
人死复生修电视机?
“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个春秋,中国社会改观惊人,使任何个人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而造反派领袖既然从事了政治这一在中国属于高风险的行当,比别人多经历若干风云沧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让人意外。不过,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目睹过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短暂数年叱咤风云,再耳闻他们修电视机、摆地摊的凄凉老境,总难免对他们人生中段数十个春秋的遭际浮想联翩,不胜唏嘘。
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领导人胡厚民的诗歌手稿。(胡厚民家属提供)
算年龄,“文革”风云人物都过了花甲、古稀,不少已相继去世,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来日无多。他们除了当年受审查时写的“请罪”交代材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能供后人公开研究的回忆史料,并没有能加入到反思这场规模、影响均“史无前例”的运动的行列中去,殊为可惜。当前,执政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寻找“文革”幸存的当事人、知情人,发掘他们所知晓的史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手段纾解民怨以防止大规模社会动荡再次爆发,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吧。
胡厚民是当年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中最有智谋、也最有影响的一位,在“文革”中被“三结合”进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他在1982年被当局以所谓“四人帮余党”的罪名起诉,在所有受审者中态度最强硬,一时名噪江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期也是最重的。
武汉工人造反派几个最出名的领袖,像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本文中“文革”人物简介,由三部分组成:“文革”初身份、群众组织中职务、“三结合”被安排的职务)、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等均已去世,我们早先得知胡厚民也在刑满之前死在劳改农场,其姐胡秀娟为他办了丧事,许多人去吊唁。此事早在武汉流传多年,如今人死复生,怎不令人惊疑?
李某将“胡厚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当知青的插队伙伴晏大姐,当年曾和胡秀娟交往颇深,后来断了音讯;还有一位朋友鲁先生当年见过胡,我们不由得都很想“验明正身”。
2006年元月25日下午,晏大姐如法炮制,打电话以“修电视机”的名义将“胡厚民”请到家中。我和晏的女儿均到场,事前我们反复看了胡厚民30年前的照片,对他壮年时的相貌特征烂熟于心。“胡厚民”到晏大姐家后,我们又立即打电话给鲁先生,请他尽快赶来辨认。
“胡厚民”来后检查电视机说是好的。晏大姐看到他装工具的塑料文件盒上插着名片,赫然印着“胡厚民”三个字,便说:您家(武汉方言,即“您”)这个名字我蛮熟悉,您家认不认识胡秀娟?“胡厚民”说:“她是我姐姐,原在汉正街做生意。”
晏大姐说:“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很多,她现在住在哪里?”“胡厚民”说:“她住在居仁门,有个抱养的姑娘。”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此人与三十年前照片中胡厚民的身材、相貌差距太大,就拿出一张胡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胡厚民”反问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他就是胡秀娟的弟弟。“胡厚民”愣了一下说,这是胡厚雄,已经死了。他神色惊恐不安,说自己“学习”了十几年,不愿意说过去的往事,很心酸。还说他改过名,现在才改回来。
我问他多大年龄?“胡厚民”答:68岁。我又问原来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武船搞翻砂。“胡厚民”还说,我姐姐知道我的情况。晏大姐忙问胡秀娟的地址,“胡厚民”说:“你到居仁门一问就找得到她。”
鲁先生还未赶来,“胡厚民”起身欲走,我将朱鸿霞的照片递给他看,朱、胡在“文革”中生死相依,两人再熟悉不过。但他看了一眼未作反应,就走出房门。晏大姐赶快抓了20元钱追上去要付他的上门费,他坚决不收。
他走后,我认为此“胡”不像照片中的胡,也没有领袖气质,多半不是真胡厚民。晏大姐说,这个年头他冒充胡厚民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像。他说的年龄、原工作单位都对,家里的事情像胡秀娟抱养女儿也说得那么真切。是否受打击太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对他的“突然袭击”,他接受不了?晏的女儿是位教师,也说有点像照片上的人。
鲁先生十分钟后才赶来。听了讲述,他说他百分之百不信,一个人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很容易了解到,不能据此判断为真。
当天晚上,执著的晏大姐冒着严寒去了居仁门。当地人说,居仁门是个老地名,原为城墙,早已拆毁,这一带现只有崇仁路这个地名。晏大姐当即打电话问“胡厚民”,回答说是崇仁路146号,晏大姐找去,没有此人。再打电话,“胡厚民”又说在集贤村3号。晏大姐再找去,仍找不到。她找当地居委会主任、书记及不少老人调查,均说无此人。此时已是晚上9点35分,再拨打“胡厚民”的电话已无人接。第二天,晏大姐用不同座机和手机多次打“胡厚民”的电话,均未答话即被挂断。
柳暗花明,找到胡的姐姐
2月上旬一天,晏大姐来电话说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胡秀娟,约我到她家去见。我和鲁先生走进晏家,未经介绍,我一眼即认出了酷似照片中胡厚民的胡秀娟,虽然已七十多岁,她仍显得很精神。
武汉“文革”造反派群众组织领导人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在胡厚民骨灰盒前。(锺逸摄)
我向胡秀娟问起那位修电视机的“胡厚民”,胡秀娟说,几年前就有人向她说起过,此人原来在汉阳一带活动,有一次替人修表未修好,被汉阳一些退休老工人识破,认为此人“败坏胡厚民的英名”,将其痛打了一顿。
我问胡厚雄是谁,胡秀娟回应:“他是二弟。”我说:“上次那个假‘胡厚民’说照片上的人是胡厚雄,看来他对你们家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又问:“胡厚民如在世该有多大年纪?”她答:“69岁。”考虑到中国人报年龄往往虚报一两岁的习惯,假“胡厚民”报的年龄倒也相仿。
我纳闷此人冒充胡厚民动机何在?胡秀娟说,可能是想得到人们同情,多给点修理费吧。胡秀娟大度地说,此人也许在文革运动中被当作“胡厚民”审查过,当时全省到处抓男“胡厚民”、女“胡厚民”,抓了不少人,他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生计……此时,我分明看见胡秀娟的眼睛已经潮湿发红。
“文革”结束已经30年,揭批“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进行了多少年,人们始料不及:当年“十恶不赦”的造反派领袖的名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居然有“市场价值”?
胡厚民之死
我问她胡厚民的死期和死因,胡秀娟说:“开亚运会那年(1990年)10月31日。监狱通知我说是这一天,死于脑溢血。我就怀疑:他整天在牢里吃萝卜白菜,以前从未听说有高血压,怎么会得脑溢血?就请了湖北印刷厂的医生杜丽娟和胡厚民的四个弟弟,买了一台照像机,买了新衣服,一起到他劳改的襄樊去。我们拍了不少死者照片,请杜医生写了一个死亡鉴定报告。杜丽娟说,从尸斑看,是脑溢血死亡的典型症状。”
胡秀娟还说,管教干部介绍,胡厚民发病之前,省劳改局去了一个人到监狱找胡厚明谈话,胡厚民突然说脑壳疼,眼睛突然发黑,送往医院抢救时,还开了颅。“死者头上有个洞,医生说在抢救时揭了‘盖子’。”
1990年9月,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也就是说,他被囚禁14年,还有16个月就可恢复自由时去世了。
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回忆更为准确:
2001年1月,我拿到省劳动厅一份文件,文件里讲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出狱都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工资按逮捕前的级别套现在的标准。我问曾负责湖北“两案”工作的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为什么没有胡厚民呢?谢杰民回答说胡厚民死了。根据中共中央82年9号文件精神,判重了的可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胡厚民属于提前释放人员,省里下通知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领导找胡厚民谈话,把省里的精神告诉他,准备第二天就释放他。农场办了一桌酒席,农场领导、监狱工作人员和胡厚民一起吃饭,胡厚民在喝酒时倒下,抢救无效死亡。
胡秀娟告诉我们,胡厚民的骨灰盒一直存放在归元寺里,没有安葬。
2006年6月27日,我和胡秀娟、她的两位弟媳及胡厚民生前好友十余人来到汉阳归元禅寺对过不远的僻静小巷。这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典型江南民居,门楣上挂着“平田南村54号”蓝底白字标牌,大门右边挂着“汉阳净业火葬骨灰坛寄放处”的木牌,厅堂正对大门依墙摆放着香案、神龛、方桌,东墙贴着两张署名归元禅寺、盖有公章的通告。胡厚民的骨灰盒存放在二楼拥挤的骨灰存放架上,骨灰盒上嵌着死者的5寸遗照,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胡厚民”三字,上面搭盖一小块红绸,显得寂寞而冷落。
我们这群凭吊者在厅堂里摆上胡厚民的遗像和鲜花,点燃香烛,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
July 6th, 2007 at 7:41 am
标题:四川的造反派头头江春云,现在一门心思挣钱,生活还算好。
居然也是搞网络,搞IT的。
当年川大是造反派,成电是保守派。我听过两边的亲历故事,也知道当局如何操纵两派。现在看来, 当年的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 两派都是一类人, 斗争,本来就是红色伊斯兰的这个游戏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