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笔下的八个农民家庭今昔
1930 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请了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元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 如今我们重新走访了散居在兴国县永丰乡、均村乡的毛泽东当

　　年调查的8户农民的后人，调查他们70多年来的生活变迁，并从这8户农民及其后人的身上，了解到中国农民7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的情形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从新余县罗坊镇街上的木行店驻地出来，前往相距不远的陈家闹，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联席会议。途经彭家洲时，毛泽东忽见许多着杂色衣服的新兵，主动跟他打招呼。毛泽东一问，才知原来是兴国县集体报名当红军的农民。他们曾见过毛泽东在兴国县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所以一见如故，称呼他“毛委员”。

　　这时，红军预备队营长傅济庭走出队列，请毛泽东检阅他们的操练。毛泽东驻足审视这支尚未穿上军装的红军队伍。看见兴国农民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从彭家洲到陈家闹，一路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对警卫员兼公务员陈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这位傅营长，叫他从兴国红军预备队里找出不同职业、各个乡村的农民，七八个人就行，下午到我们驻地开个座谈会。”陈昌奉奉命向傅济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7个干部，连自己共8人，于当日下午准时到会。

　　这个最初冠名为《8个家庭的观察》，以后被命名为《兴国调查》的调查，就这样在远离兴国县城200多公里的新余县罗坊街开始了。8个农民中惟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温奉章老人，对于那段往事，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那是1930年丹桂飘香的十月金秋。29日这天，红军总前委传令兵按照指定名单通知兴国红军预备队8名干部去罗坊镇街红军总部开座谈会。温奉章他们怀着既兴奋喜悦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左右两侧。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子，客客气气招呼他们8人在两排长凳上坐下，然后笑眯眯地说：“你们是兴国来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请用茶，请抽烟。”说罢他拉开抽屉，掏出一把一把用废报纸卷成的喇叭筒“香烟”分发给大家。公务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水。

　　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一开始就说他是和大家来聊天的。然后他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接着又问他们此次出发来了多少人?大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当红军?

　　温奉章他们逐一作了回答，说是来了8个连，都在预备队，都是自愿报名当红军的。投机分子和坏人，一概不要，即使报了名也要他退出，他们出钱也买不到当红军的资格。

　　毛泽东点头称赞道：“对!当红军不能强迫，要靠自觉自愿，革命要真心实意，不能假心假意。”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地和谐融洽。因为正好过中秋节，毛泽东便买了些东西。大家磕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做了统计。温奉章他们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8人同意后，再记上本子里。毛泽东还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作“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一周便结束了。

　　八位农民在接受调查之后8位农民参加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之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6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一、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的营长，负责召集其余7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年年底，在第一次反 “围剿”战争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3天后复返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疑作 AB团探子，在河滩上杀害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二、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年冬请假探亲，正值肃反高潮，被仇家诬告为AB团，从家中捉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他的后人在建国初期的土改中被划作富农成分，为评烈属事，几经奔波，几度曲折，直到1996年6月才补发革命烈士证书。

　　　三、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年夏天，在激烈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四、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带到红军队伍中当兵。后杳无音信。

　　　五、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解放初被评为烈士。

　　　六、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他家所在的三坑村王屋，在1945年遭到日军烧杀，一度绝了人烟。新中国成立后，其他两户逃到外地的亲属才返回原籍。

　　　七、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是最强烈要求当红军的，但他年已48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结果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八、温奉章，佃农出身，是8位农民中惟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着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调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 20世纪60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来人来车接他去作报告，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1972年10月，温奉章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64岁。8位农民，有7位当了红军，6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Gong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他们不奢望得到革命胜利后的什么待遇。他们同无数中国农民一样，胸怀坦荡，默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对八个家庭后代的调查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毛泽东当年调查过的8户农民家庭，经过70多年的演变，他们后辈的生活会是个什么状况呢?

　　1985年8月9日至12日，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到兴国视察，发现该县1/5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低于80元。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的兴国将军县竟有2万多户农民尚未得到温饱。而这8个农户的后人恰又在贫困之列，万绍芬大为震惊。兴国县很快被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得到每年500万元专项贴息扶贫贷款的扶助。

　　1988年，江西省社联和兴国县社联组成联合调查组找到了8位农民的后人，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测算，并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新老一辈都未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

　　调查报告从四个方面同毛泽东当年的调查进行对照和比较：劳动方式、生产工具——8个农户的后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和祖辈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犁、耙、锄、铲，几乎没有变化。

　　口粮和债务——8个农户过去有7户吃不饱，至今也有7户口粮不足，缺粮数相近，1930年有8户欠债，1987年仍有7户欠债。

　　文化程度——据统计，老一代人在毛泽东调查时，平均读书5.1年，新一代人在1988年调查中平均读书5.3年，仅增加了0.2年。

　　生活水平——1987年8户农民人均年收入166元，处在贫困线之下，远远低于同期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6元的标准。

　　这份“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在某内刊上登载过，其中的结论部分被一些报刊陆续转载披露，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激起了人们对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生活的热情关注，促进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不久，清华大学、江西师大等一批高校的社会学研究机构，纷纷派出调查组来到兴国，打算深入8户农民家庭再作调查。他们有的未能如愿，因这8户农家，分居于2个乡7个村，相距甚远，十分零散。其中有一户，必须绕道外县，才能乘车到达。连毛泽东当年调查时的地名，也时过境迁，多有更改，没有当地政府机关的配合和协助，外来调查组人地两生，根本无法找到这些农民。

　　1990年，中央政策研究室重新布置对“兴国调查”8个农民后代的生产生活再作调查的任务。江西省社联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再度组织调查组，对这8户农民开展追踪调查，自1995年至1996年11月上旬，先后做了3次调查，形成了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

　　八位农民后代的现状

　　　8个农户后裔的情况，近日我们专门前往作了一个调查，大致情况如下：

　　一、傅济庭的次子傅学扬

　　傅学扬住在永丰乡凌源村。人口8人(夫妻双方、1子1媳1女，1孙2孙女)。儿、媳均小学毕业，女儿初中毕业，孙子、孙女在读。生活水平在村里属中等偏差，年人均纯收入不足2000元。傅学扬身体差，病痛多，妻子是哑巴。现住房是20世纪70年代建的土木结构房，并院子占地有160平方米。家有7亩责任田，全种水稻，去年收获七八十担干谷。家有1台黑白电视机、1辆自行车。

　　二、陈北平继子陈显来

　　陈显来家住均村乡长教村。全家7口人，包括夫妻双方、儿子、儿媳、女儿和两个孙子。4个劳力(两男两女)。有责任田3.5亩，责任山8亩。儿子常年在外打工。房屋占地面积约130平方米，有自行车1辆、手表2只、电风扇1台、彩电1台。

　　前年收稻谷4000斤、杂粮300斤、生姜200斤；有油茶山8亩，产茶子约700斤，养18头猪、47只鹅、10只鸡；外出打工收入3000元。全年纯收入1.5万元，人均纯收入2200元。人均口粮600斤，基本上够吃。

　　三、陈侦山的继子陈坊琼

　　陈坊琼，家住兴国县永丰乡果溪村指阁寺，已于1999年去世。妻刘秀英，67岁。全家总人口23人(刘秀英、5个儿子、5个儿媳，6个孙子、6个孙女)生活水平在本村属中上水平。老三做泥水匠、老四做木匠，现都在广东做小建筑承包商(俗称包工头)，老二、老五做建筑工地的领班，协助兄弟管理工地。老大在赣州市与人合股开小饮食店。陈坊琼家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老三、老四作为小建筑承包商，年纯收入无法统计，估计每人可达6万元(按月收入 5000元估算)。

　　陈坊琼的5个儿子都很少回家，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现共有砖混结构住房2幢，占地面积270平方米，砖木结构住房2幢，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土木结构住房1幢，占地面积200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30多平方米。现老三、老五正准备拆除原土木结构住房兴建砖混房(兴国农村计算房屋面积的习惯，只算底层占地面积，不算楼层，实际建筑面积应乘以2)。

　　全家23人中，有11人在外经商或打工。其中，老大家2人(老大和他的女儿)，老二家3人(夫妻双方和1个女儿)，其余6人都是夫妻双双出门。孙子孙女的文化程度：1个高中，4个初中，2个正在读初中，2个正在读小学，小学毕业未读的2个，初中毕业当兵的1个。

　　大件物品有：彩电3台、VCD2台、轻骑2辆、手机3部、电话1部，家庭生产已经从单纯的务农转为经商和做工为主，兼及农业。

四、黄大春继子黄英明
　　黄英明是黄大春的侄子，家住永丰乡茶石村。黄大春失踪后，因为没有后代，黄英明过继在黄大春名下为子，继承了他的几间老屋。全家总人口6人(夫妻双方、儿、媳、孙子、孙女)。儿子初中毕业，儿媳小学未毕业，孙子、孙女正在读小学。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2000年新建砖混结构住房一栋，占地面积100平方米，花了3万多元。黄英明房屋面积比较大，既有继承的老屋，又在老屋旁边陆续扩建新房，前年建房是他第三次建房了。收入主要以农业为主，兼做鞭炮和种养。黄大春革命前是做鞭炮的，黄英明继承了这一传统手艺。他是独家独户，过去每年会接受一些商店订制鞭炮的生意，利用业余时间做鞭炮，交别人出售，这曾经是他家庭的重要副业收入。前年因外地发生鞭炮爆炸事件后，有关部门进行清理，取消了他家的小作坊。前年出栏肉猪4头，出笼肉鸭400只，种甘蔗7亩。有彩电2台，摩托车2辆。

　　五、雷汉香的孙子雷怡来

　　雷怡来家住均村乡长教村长教组，担任村民小组长。全家5口人(夫妻双方、儿、女、侄)。儿子是木匠，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广东打工，可以赚回几千元。家里原有老屋一栋，1994年在村口路边新建四扇三间砖瓦房一幢，占地约120平方米，后陆续添建附属建筑，占地70平方米。因为是自己动手，建房花钱不多，总费用大概1万多元。前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左右。年出栏肉猪2头、仔猪2窝。欠债不多，大约1000元左右。粮食略有剩余。

　　家里主要大件物品有轻骑1辆、黑白电视机1台、自行车2辆，在村里生活算中等。

　　其弟雷怡光，因与妻子离婚，自己丢下孩子去广东打工，故雷怡来还抚养侄子一人，现侄子在学做篾匠。

　　六、钟得五的继子钟来发

　　家住均村乡三坑村。现有6口人(父亲、夫妻双方、2女1子)，年人均纯收入1800元左右。拥有土木结构房子1栋，占地110平方米。3个小孩均初中毕业。有黑白电视机1台、自行车1辆。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有3亩水田，1亩多鱼塘和一小片柑桔果园。

　　七、李昌英的孙子李吉柱

　　家住永丰乡石坳村。全家7口人，夫妻双方、2个儿子、1个儿媳妇、1个孙女、1个待嫁的女儿。

　　李吉柱劳动力比较强，自己和儿子是泥水匠，大部分农闲时间在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打工的收入不确定，现在行情一天的工资是15到20元，一人一年大约是3000元左右收入。全家年人均纯收入2000多元。

　　他住的房子是父亲李全波建的，占地250平方米，上下两层，土木结构。当时李全波两个儿子，建房时做得比较大，自己住中间，有一个客厅，两个儿子住两边，有两个小厅，院子比较大。李吉柱排行老二，住在房子的右半边。

　　粮食自给有余，人均粮食800斤左右。

　　大件物品有：轻骑摩托车2辆、彩电1台、黑白电视机1台，有1部电话。
　　八、温奉章的长子温常鑫

　　温常鑫，家住兴国县永丰乡侯迳村侯迳村小组。他有3个儿子，老大是个木匠，建房另居。老二、老三均结婚分家，外出打工。一个女儿出嫁。自己今年56 岁，是教龄38年的小学教员。 夫妻俩吃饭，自己月薪600多元。妻子还有一份田，故他还要兼顾种田。他家距学校很近，大约半华里。

　　温常鑫生活比较困难，一栋土砖房子建了10年了，墙壁都没有粉刷，家具非常破旧，多年来一直债务缠身，现在还欠2000元。本来他工资不低，夫妻俩的人均年纯收入有4000元以上，问题出在他的3个儿子身上。温常鑫虽然是教员，但他的3个儿子读书都很少，只有老大读完初中，两个小儿子都是小学文化。老大学木匠、老二学篾匠、老三学裁缝，除老大的技术可以养家外，老二、老三的手艺都不能赚钱。从1986年2001年15年间，他为3个儿子前后娶亲4次， (其中二儿媳难产而死，二儿又娶了一妻)，每次为儿子娶亲，他都要借债5000至15000元，前后借债四五万元，其间建土木结构的瓦房1栋。两个小儿子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技术，打工收入都很低。所以他自己虽然收入不低，但生活却一直不富裕。

　　但他的生活环境改变非常大。1988年调查时，他所在的村尚未通路、通电，我们前往调查时，从赣县的白鹭乡绕道前往。现在汽车可以通到他的房前，电通了多年，去年底还装了程控电话，看上了有线电视。

　　8位农民后代经济状况、生活水平，进入2000年后，可以说是“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

　　据调查统计，1995年，他们的人均纯收入达1450元，是1987年人均纯收入的9倍。2000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200元，是1987年的 13倍8个农户人均粮食达700斤，但他们家庭的青壮年劳力普遍外出打工。比如全家23人的陈坊琼家，外出打工的11人，在家的只是一位老太太和12个孙辈。在家的老弱实际占有粮食不少于1000斤，粮食普遍食用有余。

　　1988年以来，8个农户有7户建了新房。有的因子女分家，分别建了2幢3幢房，人均住房面积达16.89平方米。陈侦山的后代有11人在外地经商打工，有的已成为建筑工地的承包商，收入丰厚，有的在城里开餐馆。惟一未建新房的李昌英后代，已将旧房装修一新。

　　1987年8户农户中只有3户接线通电，仅有一户购买电视机，他们共有8辆自行车。现在8户皆“路通电通水通”，家家有电视机。8户共有自行车17辆、摩托车11辆。

　　永丰乡地处偏僻，过去8户农家都远离中学(最近的15里，最远的30里)，这是造成新老两代人学历相近的重要原因。在1996年8月，永丰乡耗资200万元兴建的一所中学交付使用，由于校舍位置适中，大大缩短了他们孙儿辈的上学路程。

　　现在他们户户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在发达地区感受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信心百倍决心让子女读中学考大学，舍得花血本进行教育投资。

　　当年8位农民走出家门，告别亲人，投身革命，奔走他乡。现在他们的1/3的后代投身南下打工潮中，大都学得五行六作中的一门技艺，凭着智慧和汗水融入现代化都市生活之中。

　　8个农户地处深山，生产条件差。1987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当时全省农民的水平，也低于同期兴国全县农民的生活水平。1988年调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第一次革命”使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生活上仍处在贫困状态。最近的调查，我们又进一步惊讶地发现，仅仅14年的时光，8户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正在发生巨变，他们和全国各地农民一样，正满怀希望朝着小康目标飞奔。

　　从1931年至今已70多个寒暑，8户农家的变迁，就像几滴水珠，折射出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1987年以来的生产生活巨变，是深化农村改革，贯彻 deng小ping理论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结果。从8户农民家庭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的车轮正隆隆地驶入辉煌胜利的崭新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