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6th, 2007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王霄:文革四十年祭
楔子
离五·一六还有半个多月,网上已经见到个别纪念文革的文章。
屈指一算,今年已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了。
文革那年,我正好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不敢说一生的命运受文革影响最大,但对文革的痛切之深与反思之力,则绝不在父兄辈之下。虽然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二毛”(古人谓头生白发),但文革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事件。对于这一个事件,其亲历者如果不将它完整地纪录下来,是对后代的犯罪(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巴金先生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但其亲历者如果不能真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不但是对后代的犯罪,而且是对我们自己的污辱。
一
1981年,在文革结束5年后,中国*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形式,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加以审视和结论,在中共历史上此前仅有一例,即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也是曾经附录于《毛泽东选集》中唯一的一份非毛的著作)。由此可见文革影响之大及当时形势与任务之迫切需要。今天来看这个《决议》,仍然为它的许多犀利和深刻的见识而感叹。
但是,坦率地说,要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判,五年的时间距离是不太够的,太近了,可能还看不大清楚。另外,当时作出这个决议时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受到政治打击*、九死一生的老*人。他们对文革可谓深恶痛绝,锥心泣血,表现在《决议》中和其时的其他讲话中,就是对文革和文革据以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全面否定”。不但对文革要全面否定,而且对文革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领导人、“站错队”(这个词是一个文革语言)的领导人和由于在文革中取得利益因而对文革感情上难以割舍的领导人,也基本上做了各种清理。
1983年,中共开始整党。我那时正在西北某省的省委宣传部工作。整党的首要内容是要进行全面否定文革的教育。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当着一个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我部部长的面,我们部某处的一位副处长,公开地讲:“文革不能全面否定”。
当我为这位仁兄的荒唐气愤同时又为其冒失担心时,在座的两位省委领导却听若未闻,并未作出什么严厉的举动。之后,这位仁兄的仕途走得也挺顺,看来根本未受“不能正确对待文革”的影响。
后来这些年,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与不同身份的朋友交谈,在说到文革时,尽管全面否定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对文革唱赞歌的也颇有人在。这种对文革的态度的迥异,集中地反映在对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上。
文革结束时,由于那时毛在政治上还是一把刀子,一面旗帜,各种政治派别都要争当他的正统传人,所以毛的头上还顶着他那虽然黯淡不少,但却依然灿烂的光环。不过实际上,在政治斗争胜负已定并由当权者为毛作了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之后,毛很快就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淡去了。在新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中,人们似乎已顾不上再去回忆这位老人,新中国之父。只是时不时地,从地球的某个角落射来几枝非毛的冷箭,或者,从毛自己的故乡,偶尔传出或褒或贬的喁喁几句话语,很快湮没于时代的喧嚣。
但令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地突然掀起了一股毛泽东热。人们怀念毛泽东,叙说毛泽东,歌唱毛泽东的老歌又唱起来了,追忆毛泽东的文章又连篇累牍了,毛的像章成了值钱的文物,毛的新版画像甚至被挂在几乎全部中国汽车的前窗,成为司机的保护神。沉寂十多年的韶山,又成了人民瞻仰的圣地,其兴盛超过往昔。到1993年,即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这股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那一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到韶山,向这位伟人行弟子礼,并为新树的毛的铜像揭幕。
毛泽东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
而文革的梦魇,也不时在某些人的脑海中浮现。
但是,奇怪的是,已被“全面否定”的文革,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不但巴金老人的建议被置若罔闻,而且,所有关于文革的学术讨论,都不能见之于公开的报刊。一场影响了甚至决定中国今天走势和中国*今天面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决议》之后,很快就被国人忘却于脑后――除了个别文人的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不但重庆郊外那个著名的“红卫兵之墓”黍草离离,在秋风下呜咽着青春早逝的悲怆,而且,那场震憾天听的“四五”事件,也随着那一首首曾经令人热血贲张的诗歌的喑哑,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去。
终于,文革在中国大陆成了一个欲说不能、欲说无言、欲说还休、欲说仓皇的话题,只是在民间间或引发酒后的议论。奇怪的是它在海外却成了一门显学。
其实,上世纪的毛泽东热已经预示了一种思想的复归。
怀旧的导因是现实。对毛的怀念也是如此。这种怀念是以一种新的评价为基础的。的确,对重要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间上的远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与这个人物或事件有关的一些重要史料被钩沉发现,更重要的是,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的新的事实,会复证文革及毛泽东生前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从而使人重新思考,得出与往不同的结论。
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新评价,可以从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情况得到鉴证。在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从整体上讲有了极大提高之后,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环境破坏、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是如此的严重,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时期。党和人民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如毛泽东时期。毛泽东热的兴起,其内在的社会根源在此。
显然,对于文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进行后续的研究与思考,是不合常理也不合舆情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重新的思考应当是基于理性而不是感情的。在文革发动已经四十周年的时候,虽然也许还不是重新讨论与评价文革的最佳时期,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讨论是必要的。
二
首先,这种思考不应该是对文革全面的“否定之否定”。
文革虽然是一个原因极为复杂、表现形式极其多面、动员程度极高、关联阶层极其广泛与深刻、社会动荡极其剧烈、影响国家与个人命运极其巨大、成果及其丰富而正负悬殊、代价极其惨重的历史事件,但就其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与人性的毁坏、对人类文化的戕害的角度来看,说它是中华民族当代史上的一场灾难,并非过甚其词。
搜遍所有历史学家对人类各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都难以对这一场“大革命”的奇特与光怪陆离进行类似的概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最多人口的大国,其最高国家领袖一个人动员了所有的社会草根阶级,对一切所有不同于他们的阶级――创建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大小官僚、知识精英、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了权力、思想乃至人身的围剿与消灭;一切既有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而代之以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人的人生道路与命运充满戏剧性:一个居江湖之远的“下愚者”,可以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而原来的国家主席却拿着《宪法》在屡遭羞辱之后发配他乡,含恨死去,死后甚至不知尸骨之所在;7亿人以一个人的思想为思想,这个人不但成了国家命运与前途的保证,而且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他相连;整个国家似乎成了兵营,而军队既是大革命的支撑力量,又是它的受害者;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却阴谋暗杀伟大领袖,失败后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而在这场革命中打先锋甚至流血牺牲的青年学生,最后却被分配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绵延千万年的传统文化被彻底颠覆,同时表现了艺术极高水平的八个“样板戏”和一本小说统治了文学艺术舞台;人性的最高尚与最卑污像天使与撒旦亲密携手那样来到人间,前者在大革命的拷打中放射眩目的光辉,后者在大革命的扭曲中散发駭人的恶臭;经济在混乱中艰难地发展,甚至出现了“两弹一星”的奇迹;昔日的国家盟友成了兵戎相见的寇仇,而昔日的死敌却在世界一片惊愕中移樽就教,相与握手言欢;天下大乱的国内形势却迎来国际大好的形势,中国终于进入了联合国,并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也许我不应该用这种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大革命。现在让我们马上来看看1981年中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文革的评价吧: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行罪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以上对文革的结论是极其简炼和鲜明的。请读者认真阅读以上的结论,因为我在后面会多次引用这个结论中的文字。
也许今天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发动的十七年的时间里,全面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去发现文革的动因。如果这样,我们会发现,文革绝不是毛泽东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考与强烈的现实忧虑的。我绝不同意文革是权力之争的说法,如果那样,当年已经实现绝对家长制、一言堂的毛泽东,不会运用文革如此剧烈的方式来清洗如此众多的“阶级敌人”。文革初期,已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的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这场运动只是要打倒他的话,那么他情愿去当一个农民,而使这场运动结束。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刘少奇的建议,证明了他并非仅仅是要打倒少数几个政治对手而已。
用《决议》的话说,就是他的举动,是基于一种对形势与政治局势的判断和对中国政权与前途命运的忧虑的。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归纳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没有抓住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没能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提出适合形势任务要求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这个主要矛盾,用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话说,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或者说是“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他没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从这点说,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的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任务,将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将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也就是反修防修,作为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他时刻警惕着执政后的*的变化。建国后,他就不停地发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四清、社教,以清肃党内的腐化分子。当这些从上而下的运动都未收根本之效,甚至当他作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的判断之后,他就不惜以文革也就是“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并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政治运动还主要是打击同路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变质官员的话,这次,他把自己的亲密战友、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几乎是统统打翻在地,把旧的国家机器全部打烂。
第二,毛泽东虽然依靠人民大众作为文革的主力,并以异乎寻常的形式来调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不仅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来作为人民群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达政治权利和制约当权派的手段,而且在文革中用群众联合、造反、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作为改变旧有政治权力架构和建立新的政权的形式。但是,这种大民主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民众参与政治的成熟的、有效的途径,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序和理性的制度安排,不能做到长治久安。它只是一种民众基于革命狂热和派别利益而实现的非规范的脆弱的政治组合,很快就表现出群众运动的野蛮、盲目、浅薄和失控,并且给种种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他所期望的文革在三年内结束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随着时间的发展,恰恰是文革这场运动涌现的各种“新生事物”本身给自己不断造成新的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使得毛泽东为解决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耗尽了他的生命,到临终前不得不坦承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恐怕赞成的人不多”;二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和各种企事业单位领导机构即“革命委员会”虽然吸收了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但是为了维持其正常的运转,以避免国家和各种组织的瘫痪,仍然不能不依靠表现良好的走资派和技术专家,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再把已经打碎的旧的政党和国家机构重新拾起,并且对那些治国的官僚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这种情况是令他不能满意的,因此他不得不要求这种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第三,毛泽东拒绝了一切人类的先进文化和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把这种文化的载体的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特殊阶层进行了严酷打击,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更具有野蛮的色彩,实际成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在与中国*渡过一个简短的蜜月期之后,立即成为屡遭贬辱和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如果按照毛泽东对*变质的担忧的话,他其实更应该从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和建议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也就是从人类已有政治文明中吸取先进的营养,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合理、科学和文明的政治制度。但是,无论是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成为政治*的对象。所不同的是,文革前毛泽东是依靠*的力量来打击知识分子的,而在文革中毛泽东索性连*中他的战友与知识分子一勺烩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喜剧:文革前所有参与*打击知识分子的包括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文革中却遭受了比知识分子更为严酷的打击,与当年他们打击的对象一同被关进“牛棚”,其待遇甚至还不如知识分子。因此,文革是一场文化的浩劫,是一种文明的倒退。这一点,大概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知识背景与农民起义领袖本质的个人缺陷紧密相关。
三
如果说在文革这样一场大劫难之后,促使中国人民和中国*人痛定思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和实现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反思,并从而找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显然文革有其促使人们觉悟的积极意义。当年人们恐怕更多地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文革不能“全面否定”的。但是,当我们自以为对文革和毛泽东作出了科学全面的评价,并找出这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之后,中国二十八年改革所展现的现实社会情景,却突然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重新审视文革和毛泽东的理论。
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中国*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个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成绩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人民物质水平的极大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毛泽东时代和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初步的小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并由此在世界取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在肯定这一巨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述的社会公平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甚至断裂问题、特别是权力腐败问题和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问题,较之毛泽东时代显现为一种更为严峻的情势(这里我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因为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以致在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如此多的好处后,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严重的紧张局势。
毛泽东的幽灵在空中俯瞰他所热爱的中国大地,他所看到的情景,究竟是让他发出一声叹息,还是展现会心的一笑呢?
当然,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文革时代,但是,这并不防碍我们从毛泽东的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追索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相当宝贵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教训。
这其中最宝贵的,就是如何保证政权的人民本质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途径。质言之,就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四
民主和自由,曾经是中国近代以来觉悟的先进群体为之奋斗的两个目标之一(另一个是独立与富强)。在经济落后、国力艰难、生灵涂炭、内忧外耻的现实下,当年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经过无数探索和失败,终于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实现宪政,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从而使这个古老的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革命的运动,被称之为“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可见民主之重要。*成立后,立即加入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并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方面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毛泽东选集》,8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下述毛泽东引文若同出此书,仅注页码)正是在这两点上,*形成了与国民党政治上的分野,并以此争取并领导了全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对当时的民主任务也就是实行宪政有更明确的阐述:“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啊!’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遇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背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是拖不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697页)
不但在抗日中毛泽东是如此高度地提出民主、自由和宪政,而且在中国抗日即将取得胜利时,在中国面临专制与民主、分裂与统一、贫弱与富强也就是黑暗与光明两种命运时,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废止它。……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967~968页)
在主张实行民主的同时,毛泽东对执政后人民政权如何不改变性质也有自己的回答,这就是在著名的“窖洞对”中,他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以独立、民主为旗帜的中国*,得到了中国广大的、各阶层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那首著名的《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唱道:“*它一心为人民,*它一心救中国,它领导人民走向幸福,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它坚持抗战八年整,它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争取独立、改善民生、实行民主,是人民拥护*的三个根本原因。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功过各半,但他在实行民主上,从某一方面说,有了很大的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对民主没有兴趣,不,他对群众式的大民主仍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进行了诸多大胆的实践,但是,这些实践,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我这里不想对新中国的政体设计提出质疑。在当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在其领导下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种议行合一体制,是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他曾经批判过的一党专政在新中国有了延续(虽然这种奇怪的延续也许并不以一党之私利为基础)。同时,在如何真正地实现民主上,他也缺乏系统的思考与有效的制度设计。
中国*和毛泽东本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试图以民主的方式来整顿和帮助*,是1956年的*整风。我们不能说整风的动机和起始阶段毛泽东不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他的战友们在取得政权后,既存在着“治理”上的不适应,也存在着腐败的危险。但是,整风的结局是大家所熟悉的,它变成了反右。这是毛泽东本人和中国*正式地与知识分子的决裂,也是毛泽东本人与人类成熟的政治成果的决裂。结果,一场借助民主形式的政治改革或改良,却因为毛泽东本人担忧*统治地位的动摇而变成了一场“阳谋”式的反民主运动,基本扼杀了中国其时所有的最优质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力量。
但是毛泽东对人民政权不改变颜色的忧患依旧。他坚决地重提阶级斗争,并将其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为此,他不但违背当初的承诺和《共同纲领》以及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规定,提前进行了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在农村实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试图在消灭已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同时,从经济上铲除产生新生剥削阶级的制度土壤,而且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运动,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人还在心不死”、试图“复辟”的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包括了蜕化变质的革命者,以及已经大伤元气的知识分子阶层。
为了达到政权的颜色不变和保证工农兵的利益,他最常用而且最熟悉的手段,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赋予群众“四大”的政治权力,并给予人民大众无数顶政治和社会的桂冠,如“卑贱者最聪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给我们上课了”,而领导人经常是以“小老太太”的面目出现,知识分子,则不过是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最愚蠢”者。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呼应,则表现在极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上。其实,这种积极性,不单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和阶级斗争的觉悟,从本质上说,它表现了人民群众中蕴涵的民主权利的本源性。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变修”的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更多地思考中央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人物的问题。他终于认识到,仅从基层进行这些“保持先进性”的教育和运动是无济于事的。他认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现在回顾文革,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文革并非仅靠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就能如此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中国七亿人民以火山爆发般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甚至不惜六亲不认,其情绪之激昂,其动员程度之广泛与深入,显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近乎宗教的个人崇拜。应当看到,在文革发动时,官僚的异化和政权的颜色确实有其可虞之处,人民群众同当权者的矛盾确实出现了,并且在某些方面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国的社会存在着深刻的体制危机。这处危机,既体现在主权者对执政者缺少控制,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僵化与缺乏。从前者说,腐败在当时是一个确实的情况,而不只是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完全错误的的估计”;从后者说,表现在以下两点:①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不是经常调节,不断调节;②调节方式的单一性与强制性,;不是像一些发展较完善的社会那样通过健全法律、利益协商与妥协、经济杠杆、文化开放交流等多种手段,而只是片面地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各种政治运动强制进行。总而言之,缺乏利益调节的制度化的安排。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人民群众也达到了极致。他试图抛开一切中介,以他个人同人民直接结合的方式,来开展这场革命。他撤出了*据以领导这场运动的各级工作组,号召人民组成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打倒一切党委和政府,向所有的政权和单位夺权,然后建立类似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委员会,来掌管新的权力。至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已经不仅是此前的仅以“四大”也就是言论来对当权派的监督,而是直接进入了权力中心。
应当说,毛泽东也就是文革的这两个特点,在今天也有某种价值。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政权的性质必然会发生变化。即使如毛泽东这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和不断革命的领袖,甚至采取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虽然他打破了这个党的旧的权力体系,但是当那些走资派被清除后,他马上在新的人事格局下恢复了党的绝对权力,将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向极致。甚至为了加强这个一党专政,他采取了军队管制的办法,不但在党的中央层面军队代表占了一半以上――以致外国人怀疑中国是否是军人专政――而且所有的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都有军代表的参加,并处于一把手的位置。然而教训在于,即使如此,新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在它一成立,就又开始了腐败的进程。不但造反派要在红色政权中分肥,而且红色长城的军代表也迅速开展了诸如“走后门”的种种不正之风,以至于反“走后门”差点演成一场政治运动。同时,文革产生的特殊的权力集团如以“林副统帅”为首的枪杆子集团和“旗手”江青为首的笔杆子集团,也开始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新生政权的颜色蜕变从其速度和广度而言,超过了文革以前的政权,这恐怕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简单的革命不能解决政权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是文革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教训之二,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即使被动员到如此广泛和深入的程度,但是如果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化体系,也是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有效的。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打砸抢、派别林立与大规模的武斗,到文革后期的三结合的革委会在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包括政治权利方面的形同虚设,既反映了群众运动巨大的盲目性、破坏性、无政府主义与兽性,也表现了真正的民主参与与民主监督的实质性的、制度化的缺乏。前述新生政权迅速改变颜色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表明文革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制度化缺陷。毛泽东不懂得也不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理论,虽然他在取得政权前赞成宪政,但对“资产阶级”民主却嗤之以鼻。他虽然高喊“人民万岁”,认同人民主权,对政权的人民性质念念不忘,对人民的疾苦萦系于心,却不能真正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规范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结果,被他高度称赞和高度期待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方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变成野心家的政治工具,具有“痞子运动”的色彩,即使动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能量,也往往导致功不抵过的结果。
对于这种教训的根源,《决议》作了极为精辟的总结:“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但是,正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作者所说:公式错了,结果错了,难道问题也错了吗?
五
文革结束半年后,也就是1977年的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人民万岁》,以纪念一年前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这篇社论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认为正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为结束文革、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但是,这篇社论很快遭到了某些人的批判,认为它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
其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史出现了更多的奇怪现象。重新获得政治权力的老一代*革命家,对文革后萌生的新的社会民主思潮作出了先是犹豫、继而坚决的拒绝。首先是西单“民主墙”事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等开明领袖在内,对西单民主墙上的民主呼声予以了否定。依靠人民力量重登政治舞台的邓小平先生,一方面客观评价了差点置他于死地的毛泽东,另一方面迅速地通过全国人大取消了《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款。同时,中国*对中国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刊物(大多数是呼吁民主和反思文革),一律以非法之名予以取缔。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之后,几乎在同时,也就是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由邓小平而不是别人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后,在1979年~1980年的大学生民运、1981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等事件中,中国人民或者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与中国*在政治上表现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
当然,这些事件,也许各有其发生的特殊背景和诱因,也各有其不同的具体诉求内容,甚至也许泥沙俱下,混进了一些居心叵测的坏人,但这些事件矛盾双方的焦点,就其总的历史性质来说,都是民主与一党专政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和中国*说得很清楚。比如,在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正是因为对“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够鲜明,态度不够坚决”的原因(起码是表面的原因),胡耀邦被免去了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另一位中国*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接班人*,也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不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再遭免职。
现在来看当年的这些事件,让人有一种观看喜剧的感觉。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什么大逆不道的问题呢?难道自由不是*自己的奋斗目标?难道自由还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还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自由化、民主化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奋斗目标?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某些当权者所采用的一些手段,正是文革中的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以我划线、残酷打击,而热衷于搞这一套的人,是在文革中吃过大苦头的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全党工作的中心,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但是,“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过于重视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而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在文革结束后,对中国*和国家的要求不仅是这一点,还包括了民主权利的实现。这是一种基于基本*的要求,也是对于文革的一种反思后的觉悟。对于后一点,中国*从整体上并不认同,而是简单地认为是文革的余绪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或者更严重,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于是出现了前述种种的打击与压制,并且不惜付出动用军队向群众开枪和撤换两位总书记的代价。当然这种代价不过是一时的和次要的代价。历史发展马上会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更为惨痛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表现了另一种帝王思想,即只有中国*和其领袖才有资格为人民安排幸福生活和引导国家强大。从根本上说,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重视一党专政。他的第三次复出是依靠人民力量的――无论是“四·五”天安门事件,还是文革结束后漫卷全国的呼唤“邓公”的群众运动――但是当他重新取得党的最高政治权力后,他使自己在国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上,处于与人民某种对立的位置。当然,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出者,当时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不无其道理。同时,他也睿智地看到了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进行了部署,虽然他指出这种改革的近期目标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党政分开等等。但是,当遇到政治上的大的挑战后,中国*的政改马上停顿了,代之以更加强烈的一党专政。这样一路走来,中国今天的局面,证明了压制人民民主,会造成什么样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带来怎样的长远的后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鲜明特点,是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拒绝民主政治。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上的标准,民主与一党专政也不应该是划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上的标准。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最大的成绩是通过吸收社会主义的经济观点,改造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政治设计,为社会不同阶级的利益表达和博弈,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抑制权力的异化,提供了制度化的安排与保证。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融合的趋势,不仅是在经济上,而且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价值观念上。
我们毫不否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腐败,中国社会出现了极其广泛、严重而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环境、资源、民工血汗的巨大代价并且效率很低。中国目前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都可以在不民主这一点上找到根源。虽然,我们承认中国发展必然要有代价,但是,如果这种代价是早有预期并有避免办法,却没有能够避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探讨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何在。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对中国人民就会有重大的启发。
――关键是政权的性质。即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否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当然,我们相信今天中国的最高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但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发展到如此的地步,甚至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突出的,这,恐怕就不是邓小平先生所愿意看到的。但是,这样一种结果,无论我们怎样分辨,难道能够把它和我们这近三十年来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体制分开么?
我们党总是愿意代表人民当家作主,总是认为自己比人民高明,结果呢?不但人民对我们意见很大,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肌体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病变。
关于反腐败,邓小平先生没有少讲,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的各级专门机关和各级党委也没有少抓,已经杀到副国家领导人了。但是,腐败越来越严重。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
――依靠人民来领导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如果我们能够服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通过制度安排,让人民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并通过合法的形式与规范的平台,进行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与妥协,同时让人民群众依法并通过多种途径对执政党、政府和各级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那么,我们的执政党和政权就不会改变颜色,经济发展就会更健康,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就会更加强,改革开放就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上述两点启发,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没有第二点就不会做到第一点。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不民主更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说我们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国情复杂,不适宜于民主。其实,国家大,人口多,国情复杂,正是实行民主的必要理由。难道中南海一道政令,可以适应于全国每一个地方的情况么?难道党中央的几位领袖,可以监督全国数百万的机构和官员么?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任何改革都不能成功,任何发展也不会科学,任何社会都不会和谐,任何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自由与民主,是人的基本权利。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敢于否认这种权利。但是,中国*和中国政府却在反复强调“我们更加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能够截然分开么?不错,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飞快地发展了,但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如受教育权、医疗保障权、住房权、按劳分配权、呼吸新鲜空气权、饮用清洁水权、食用安全食品权等)却因社会不公不义遭遇了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更大的困扰。问题在于我们社会的利益格局和调节机制,要言之,政治体制。如果执政者不能从这个高度上认识问题,全社会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可能会恶化。
美国人经常讲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其实,中国人民尽管没说(也没地方说),内心也是充满对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的。老百姓有了钱不花存银行,以支付各种可以预见的沉重开销和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是这种担忧的一个极其显著的表现。只要不民主,中国的社会走向就是只依靠几个领袖,这存在着太大的风险。“*”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摇摇摆摆,证明了中国人治的危害。邓小平先生在“*”之后著名的讲话中,说人民反腐败,但不反改革,因此他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307页)但是,到了2003年,中国却出现了全民族的改革反思,人民终于对改革发出了疑问,并坚决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残酷无情的、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社会不公的所谓改革。
不是改革不对,而是改革走样。为什么会走样呢?
这时让我们再重温前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的这段话:“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如果把这段话中的“抗日”和“独立”改成“经济建设”,那么,这段66年前说的话,多么具有现实中国的针对性啊!
看看这段话,再回顾前述毛泽东在同一文章中说过的关于民主与宪政的话,看看他所批判的国民党顽固派,难免感慨系之。难道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夺权者和掌权者真的那么判若两人么?
结语
在人类和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年文革仅仅是一瞬间。但文革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太丰富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文革重演,文革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发生了悲剧而不能很好总结经验教训,那就是第二场悲剧;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那就是第三场悲剧。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妍媸并存的,它的优点与缺点杂揉在一起,重要的是小心的剥离,从其中发现闪耀着光芒的成份,以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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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时间:2006-05-06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站发布时间:2006-05-06
June 26th, 2007 at 1:14 pm
标题:[转帖]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
[转帖]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
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1199&page=3
【当前重大问题1】
●日前去一所“贵族学校”看望一位儿时的老师。进了校园果见一派“贵族气”,学生宿舍有空调、电视、电话。学生甚至不必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一切由管理人员代劳,然而,这里一年近十万元的学费使得学生全是来自大款家庭,他们的父母大多素质低下,只知拼命赚钱,致使这些孩子极没教养,大多喜欢比吃比穿,比谁花钱更“潇洒”,这么多身染恶习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小气候,使那些从全国聘来的名师们也回天乏术。 “这哪里是贵族学校,只能 叫暴发户子弟学校。”老师愤愤地说。 (据《深圳商报》)
★【毛主席点评1】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当前重大问题2】
新华网北京12月29日电(记者王思海)26日、28日,北京同仁医院相继在南京和昆明两地,破土各新建一所大型三级甲等医院。这意味京城国字号医院正式把医疗服务半径从皇城根城下,拓展到长江以南和西南边陲。(《京城国营 医院探索医疗产业化发展之路》)
江苏省宿迁市两年前以改革的名义,将该市总面积8555平方公里内,总人口约有520万人境内的所有公立医院全部拍卖给私人经营,虽然此举曾遭到很多有识之士尤其是江苏省卫生厅的极力反对,但宿迁市委、市政府仍然坚持在现辖4县1区内将所有医院公开拍卖,一个不留,成为一个地区无公立医院的“中国之最”。但经过两年的“临床验证”,宿迁市整个医疗市场不仅比过去更差,而且“游医”猖獗,人均健康指标在江苏省排名倒数第一。(《医疗市场混乱非法行医猖獗 拍卖后的宿迁市医院后患多》,《市场报》,2004年07月16日第三版)
【毛主席点评2】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当前重大问题3】
越级上访就是违法! (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村头标语)
8月13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晚上又召开常委扩大会,通报黄金高同志致信《人民网》的有关情况,指出这是不讲政治、不讲大局、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极端错误行为。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福州 市委、市政府关于黄金高事件的通报)
【毛主席点评3】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在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当前重大问题4】
“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有好处。如果国民党给的好处多,我就入国民党。现在有奶就是娘!” (某大学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年轻教师)
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毛主席点评4】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当前重大问题5】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企),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校长助理 张维迎)
【毛主席点评5】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 三十日)
【当前重大问题6】
宣传思想战线一定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兢兢业业,勤奋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与****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服从党中央领导,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绝不给错误思想提
供传播渠道。(丁关根:《进一步深入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
【毛主席点评6】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 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 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窃诳嫉氖焙蚴巧偈A心诤艹ひ桓鍪逼谀谝彩巧偈N?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当前重大问题7】
据了解,在2002-2003年度的10大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中,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题材作品几乎没有,只有《华子良》和《红梅赞》离现代生活算是近一点。(《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专家呼吁舞台剧要走进百姓生活》,荆楚在线消息)
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
连续剧:少年大钦差
连续剧:大宅门
连续剧:半生缘
偶像剧:白领公寓
现代都市剧:都市丽人行
台湾偶像剧:摘星
韩国电视剧:蓝色生死恋
(某电视台节目表)
【毛主席点评7】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一九六三 年十二月十二日)
【当前重大问题8】 “我是来给美国人民消消气的!”
(前任总理)
【毛主席点评8】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
【当前重大问题9】
2003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省市领导陪同下,视察被誉为亚洲一流的海水浴场──青岛第一海水浴场。(《青岛新闻》)
【毛主席点评9】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当前重大问题10】
跟沈阳市中心的豪宅、五星级酒店和高楼大厦相比,铁西简直像一座地狱,当地政府对如何改造铁西束手无策,也不管铁西人的死活。难怪,铁西人满肚子怨气。工人村内一名四十来岁下岗工人愤愤不平地说:「像我们这样年轻就下岗的,不管你多不满,都不能站马路(抗议),一站公安就抓你,一抓就关上四天、五天,只有老职工才不怕他们。说是干部,其实都是演员,说一套做一套,要是东北有枪买,我们早就反了!」(《东北下岗工人面面观》)
【毛主席点评10】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当前重大问题11】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对于一些学校利用暑假组织中小学生集体补习文化课的做法,教育部坚决反对和禁止。以收费为目的的集体补课是乱收费行为,一经发现,要进行严肃处理。对于由社会各种机构利用中小学场地举办的各类补习班、兴趣班和夏令营等,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引导。(《为学生减负 教育部重申学校不得在假期办补习班》,《人民日报》,7月20日)
【毛主席点评11】
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0年6月 19日,致信教育部长马叙伦)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965年12月21日) …华岳论坛 –
【当前重大问题12】
要依靠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群众一起同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十三届五中全会讲话》)
【毛主席点评12】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951年12月8日) 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2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
【当前重大问题13】
中国共产党建立80年来,我们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目前正在进行着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所有制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既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所有制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毛主席点评13】
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上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当前重大问题14】
在我们这个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仍然被堂皇地写在各种各样的公开文献、法律中,但却没有掩盖一个事实:从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工人们已经被完全拒绝在改革之外了。不要说他们法定的领导地位,更不要说企业对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劳动权也被以“甩包袱”的名义剥夺了。国有企业一夜之间成了与工人们无干的东西。(泪眼看人:《革 命死了,历史却未终结》)
根据某网站的统计,有4万多网民参加的(郎咸平对中国国企改革的质疑)网上调查中,认为郎的文章“一针见血,分析精辟”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而对郎的观点提出疑问和批评的几位国内学者,此后则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责难。(网络民意 )
【毛主席点评14】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pai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gong的右pai政bian,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pai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pai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pai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当前重大问题15】
2002年5月7日,中油集团公司派副总经理任传俊深夜来到吉林油田召开干部大会,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称退养、买断的政策是正确的,工人们上访是闹事,是破坏改革,破坏稳定,闭口不谈强制退养买断的欺骗性。并声称对上访代表进行严密监控、训诫、追查,发现一个严惩一个。从5月8日起,油田电视台开始连续滚动播放任传俊讲话,更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每天上访人数继续增多。
(网上相关报道)
【毛主席点评15】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YX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当前重大问题16】
大连发生暴力拆迁事件 40多人强行拆除7户民房(新华网,2004-02-09) 苏州暴力拆迁顶风作案市民深夜被粗暴绑架(江南时报,2003-12-12)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暴力拆迁陕西四官员被查(新京报,2004年06月09日) 棍棒和推土机下的拆迁 京城暴力拆迁案例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1月19日)遵义暴力拆迁调查:什么力量如此无视农民疾苦?(中国广播网,2004-7-1) 呼和浩特暴力拆迁团伙首犯杨进东一审被判6年(内蒙古晨报,2004-2-11)
【毛主席点评16】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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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6th, 2007 at 1:18 pm
标题:梁京:为何不敢面对文革 ?
梁京:为何不敢面对文革 ?
2006-05-16 11:30:58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一般都把1966年五月中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其是毛泽东五月16日批示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发端的纪念日。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当局采取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全面回避。在今天的世界上,因政治原因而无法面对一段三十年前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恐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眼下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主流尚有多么大的距离。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发现了两篇严肃思考文革的文字。一篇的题目是“文革四十年祭”,作者署名王霄,另外一篇题目是“文革与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化”,作者署名”小小小因”。有意思的是,两篇文字都被大陆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转载。两篇文章都指出,文革中百姓积极参与政治所包含著的积极因素,正是今天腐败和不公的大陆所缺少的。
对此,大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过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那样激情燃烧的日子。他们知道,面对今天大陆的社会现实,重提文革,尤其是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高指示”,将令自己非常尴尬。
不过,还是有人与中共当权者过不去。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一位显然经历过文革的匿名作者,在 “三农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讥讽文字,题目是“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作者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评论大陆现在引起大陆民众不满的各种新闻事件,读罢引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比如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条关于江苏宿迁市把全部公立医院私有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全面倒退的新闻,然后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批示作为评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天天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大陆年轻一代,毛泽东的这些话会很有吸引力。
今天的大陆当局不敢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开始明白,今日大陆之荒唐,其实并不亚于文革之荒唐,只不过朝著另外一个极端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一个信念:“造反有理”。这一次,邓小平又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另外一个信念,“发财有理”,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论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排斥多元价值的信念,当这种信念变成亿万人狂热的行动时,其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不必去说了,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积极的东西,但其造成的社会代价,精神代价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场“经济大革命”所欠的账,恐怕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这就像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才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聪明、世故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大折腾,一次一次地失去理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想找到一种一律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这种寻找唯一办法的偏执,最终导致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结果,而不论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这个领袖是何许人,这个政党叫什么党,都只能把中国引向歪路。
June 26th, 2007 at 1:28 pm
标题:你介个可是个古为今用的典型涅,呵呵
June 27th, 2007 at 2:42 am
标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