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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sponses to “温家宝承诺将收紧货币发行量”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1:35 am

  标题:中国房产价格疯涨的重要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过大
  
  叶檀：房产价格上涨重要原因是货币发行量失衡
  2007年2月1日 9点51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发表评论查看评论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重要原因或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并且分配不均衡。　　

  　　除去住房保障这一部分，房地产具备投资品的性质。只要预期看涨就是一个好的投资品种。另一个被忽视的原因可能是世界货币发行量过多，自从1974年尼克松让美元摆脱金本位的束缚后，世界货币过剩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美元大幅贬值的结果是导致世界性通货膨胀，货币过剩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如今支撑美元的两大重要支柱是石油美元与东亚美元，也就是说，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与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在为过度发行的美元撑腰。

  　　中国的双顺差将世界过剩的流动货币吸引到本土，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现在以每天10多亿美元绝对量的速度吸引外汇。虽然央行在动手用冻结与对冲的方法减少流动性，但收效不大，并且使风险逐步累积，中国目前基础货币投放中的60%是来自外汇占款。

  　　抵抗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实物投资，而中国的大众投资渠道除了房产就是股市，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打压不倒与股市总市值成倍蹿升的奇观。但这并非特例，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币升值时，台湾股市从1985年7月份的600点涨到1989年的1万多点，房地产市场从1985年到1992年上涨了330%。日元升值期间，日本股市涨了3.89倍，东京的房地产价格总额可以买下全美国。

  　　我们的问题可能不仅在于货币流动性过剩，还在于分配不公。赵晓在《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而非诅咒市场》一文中指中，中国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已达到0.47的高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46000亿：新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一文中，计算了2004年在“新双轨制”下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以及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中形成的巨大的租金额，总额高达4678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

  　　当泛滥的货币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源、收藏、房地产等被炒至天价。以中国比日本还要紧张的土地供应与目前急速发展的经济，房产只能满足富裕阶层消费与投资所需，房地产结构失衡正是这一现象的反应。

  　　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错误的房地产发展思路结出的恶果。

  　　诉苦者常常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比如，任志强说美国的7.5万美元的年薪可以购买2.0排气量以上的汽车5辆以上，房价收入比达到6.6。而中国如果家庭年收入能购买5辆以上2.0排气量以上小汽车的家庭其购买同样面积北京的郊区房，则房价收入比会大大小于6.6，因此得出北京的汽车太贵而房价太便宜的结论时，摆明了就是让人钻圈套。

  　　所谓住房收入比不是住房与汽车价格之比，汽车在美国是大众消费品，而中国中高档车还未从奢侈品的地位降尊纡贵，如果用同等消费梯度的购买力相比较，我们更应该用吉利的QQ车价格进行对比。并且，欧美央行虽然高看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但我国民众并未享受到人民币的购买力，恰恰相反，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与资源价格以及社会保障的市场化使民众大受其害。

  　　房地产有无泡沫是一回事，能否撇去是一回事，用什么方法撇是另一回事。货币流动性过剩及分配失衡，培育了奢侈性住房消费的肥沃土壤。现在的任务是重构住房销售梯度结构，有效率地建造与使用经济适用房，扩大二手房交易量是基础性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抹干过剩的货币，不要让通货膨胀的压力落在百姓头上。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1:38 am

  标题:人民币超额投放市场， 导致物价飞涨
  
  物价推升通胀 可能引发人民币贬值

  　　【综合报道】对外，人民币不断升值；对内，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国内购买力下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中不得不高度关注的焦点。

  5月，物价上涨完全出乎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预料。在CPI增幅已经连续两个月触及或突破3%的大关后，5月很可能超过3.3%，而6月有可能达3.8%~4.0%。虽然中央已经在控制猪肉、鸡蛋、食用油价格的上涨，但涨价原因是因为城市货币增加太快(一季度居民收入提高17%)，供应短缺的危险越来越大，如果今年夏季粮食减产，通货膨胀环比大涨，将使CPI再度突破3%警戒线的危险越来越大。

  物价上涨在影响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未来几个月宏观政策调控的猜想。现在大多数的分析集中在央行可能出台的紧缩政策上，如央行在今年会加息几次，何时加息等。按照宏观调控惯例，在物价上涨尚不剧烈时，央行可以采取连续加息的方式进行调控，而如果物价上涨很快，面积很大，通胀压力急剧增大，央行再加息几次，恐怕也不管用。长期以来，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怎么释放上，由此采用了“货币先行”政策，同时加快了虚拟金融市场发展。这已经导致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信号联系不敏感。由于这种不敏感，导致短期货币投放过多，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已经不是虚拟金融市场所能承载。这些货币恐怕最终要流向商品市场，对实体经济中的物价构成压力。

  　　如果市场物资充裕，通货膨胀预期可能仍然压制，资金甚至会流向实体经济的投资市场，刺激生产潜力的扩大。问题是：此时面对的是粮食供应可能短缺。如果供应食品出现短缺，通货膨胀的大面积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通货膨胀大面积出现，所谓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快会变成人民币贬值预期。就像现在市场上，由风险偏好情绪主导的市场向风险厌恶情绪主导的市场转变，往往只是一眨眼的事一样，股市大涨到大跌就是例子。

  当前，在多种现实的压力之下，中国央行仍然在被迫加大货币发行量，这将直接导致人民币从当前的升值趋向转向贬值趋向。由于老百姓缺乏更多的投资渠道和避险方式，严重的通货膨胀将迫使老百姓重新关注储蓄的安全性问题，要求大幅度地提升存款利率，引发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

  遏制资产泡沫须减小外储增长与国内基础货币增长联系

  　　【综合报道】从2006年以来，央行一直试图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遏制资产泡沫的扩大， 鉴于政策初衷与市场效果的距离仍然不小，各方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市场各方都非常关注，近期是否还会出台新的旨在调控资产价格的政策？哪些政策配合起来才能发挥政府所期望的调控效力呢？

  　　货币政策影响资产价格的渠道有三。第一是通过改变资产的基本面来影响资产价格。例如，加息将会提高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税后利润率，最终导致企业股票价格走低。又如，加息将会提高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成本，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开发商可能会降价促销以加速资金周转，而非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第二是通过改变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或预期收益，进而从市场需求方面来影响资产价格。例如，提高贷款利息将会增加投资者的融资成本，提高存款利率将会增加投资者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投资需求，最终压低资产价格。第三是在中国特有的转轨经济背景下，运用行政性宏观调控手段(例如信贷窗口指导)来限制或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向，通过改变资金的流向来影响资产价格。

  就货币政策传统而言，有改变货币供应量和调整资金价格两种手段。货币供应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央行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在当前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外汇占款已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渠道，而且央行还必须通过发行成本越来越高的央行票据来冲销外汇占款，因此，央行独立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自主权已被显著削弱。

  　　汇率是本币资金与外币资金的相对价格。改变汇率能够改变外国投资者投资于中国资产市场的预期收益，从而间接影响资产价格。例如，人民币贬值能够降低国外投机者投资中国A股的预期收益率。如果人民币升值能够一次到位(例如一次性升值10%)，就能够打消外国投资者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至少造成投资者预期的分化。但是，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外国政府压力都限制了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可能。

  　　央行通过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能够改变银行信贷的数量。央行已经在2006年3次提高、2007年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幅度每次均为50个基点，目前该比率已经达到11.5%。尽管如此，央行极有可能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这种被发达国家视为刚性重锤的政策已经演变为中国政府的季度性调控工具，预计到今年年底该比率有望达到12%至13%，今年还可能继续加息27至54个基点。但是，这也存在着两大变数：如果美联储降息，那么在资本跨境套利的环境下，人民币加息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下半年突然低迷，那么加息将给贷款购房者带来沉重压力。当然，从目前看，后一种情景可能性极小。所以市场估计，房地产市场近期不太可能出台大政策。因为现有环境对于中小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已经非常严苛了，自有资金比例、土地转让的招拍挂、银行贷款的审查趋严、土地增值税和房地产交易所得税的征收等等。新政策的出台只会帮助大型房地产商大踏步肃清竞争对手。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流动性过剩，即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剩。过剩的基础货币必然会涌入以下四个市场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流动性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将会造成资产泡沫，流动性进入商品市场将会导致通货膨胀，流动性进入信贷市场将会造成投资膨胀，最终导致不良贷款和产能过剩。因此，只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增长的格局不变，则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只能是治标之策。治本之策是必须调整结构。从长期来看，应当刺激内需，调整外贸外资政策，缓解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从短期来看，应该努力切断外汇储备增长和国内基础货币增长之间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强制性结售汇制，用更加富有效率的手段来冲销、通过建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和鼓励本国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等。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1:41 am

  标题:论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
  
  论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

  贺水金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18天文数字[1]，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13[2]，另外一次则发生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1945-1949），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金圆券的发行量折合法币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上海的物价总指数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为36,366×10^11。这两次通货膨胀都被作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载入史册，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的两大恶梦。本文试就国民党政府严重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作一分析。

  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四家的观点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3]。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个货币现象，过多地增加通货量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4]。Laidler和Parkin则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等价地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跌的过程”[5]。综合他们的论述，通货膨胀即通货供应量过度增加，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而恶性通货膨胀，则是一般通货膨胀在程度上的恶性发展。证诸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感性认识。

  （一）发行屡创天量。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6]，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的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孤注一掷，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规定新币每元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但政府当局很快自食其言，1948年12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达83.2亿元，超过限额4倍多，1949年1月，再增加至208 亿元，相当于发行最高额的10.4倍，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更猛增至679,458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3,972倍，如果以1:300万的兑换率折合成法币，则数量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最后遭到人民拒用。早在该币改方案实施以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法币已流通10多年，“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7]。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极其动荡，加上政府弥补巨额赤字完全依赖印钞机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决定了金圆券的命运只能以短命告终，并且加速通货制度的彻底崩溃。

  （二）物价疯狂上涨。通货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疯狂上涨。抗战结束后，上海重新恢复了领导全国物价的地位，上海的物价走势较能代表战后物价的总趋势。与全国一样，战后上海的物价也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又急剧上升的过程。1945年8月，上海的物价正处于疯狂上涨的顶峰，物价指数为8,640,000（1937年1-6月＝100，下同）。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群情鼓舞，人心思定，物价突然下跌。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更急剧下泻，上海9 月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跌去2/3。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10月以后，上海的物价指数迅即回升，12月已达88,544，比9月上涨5倍。

  步入1946年后，物价涨幅加大，12月物价指数为681,600，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倍；美元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1947年物价涨势更猛，特别是2月中旬黄金政策失败以后，物价上涨速度成倍提高，全年共发生6次大涨风，涨势一次比一次猛烈，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8.19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8]。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约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 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去2/3-3/4；绸布店的呢绒存货被抢购一空，150万匹棉布只剩1/5。据估计， 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一天达27处之多”，最后范围扩展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9]。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 于是整个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元9 角，一度突破了2,000元大关，上涨近100倍。其他各类物品价格也平均超过限价20多倍。11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上海的物价已再现法币崩溃前疯狂上涨的状态，4、5月物价已是天天上涨和一天数涨，5月米价最高每石3亿元以上，金价每10两430亿元，美元8,000万元。物价总指数高达36,366×10^11的天文数字。

  （三）通货不断贬值。通货价值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价值指货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对外价值则通常以黄金、外汇来度量。抗战后中国通货不断大幅贬值，到后来基本失去了国内实际购买力。100 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只能买2 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1949年5月只能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通货对内价值严重贬低，必然导致对外价值暴落。由于物价疯狂上涨，货币实值持续下跌，受预期心理和恐慌心理驱使，为了保值、增值，除了物资，人们还竞相追逐黄金、外汇，引致对黄金、外汇的超额需求，价格遂盘旋而上，节节攀高。

  物价飞涨、币值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

  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1-7 434,565,612 434,565,612 341,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10]，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更是达到25.16倍[11]。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率为2[1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即通货的月流通速率已超过每月金融机构的营业天数（当时上海银行的月营业日数为26天），12月最高为61.49；1948 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一笔活期存款一日之间四易其手，存款流速超过月营业日数原因在于上海商业行庄盛行\"抵用\"制度（支票当天抵用），即支票在未交换以前，就可以变成随意支用的存款，从而使通货流通速度大大增加。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但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不过10.37[13]，与美国相比，上海的货币流通速度已高得可怕。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及国民经济的崩溃。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后，中国人民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因此一旦物价由跌转升，人民马上会作出反映，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变钱为物。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大涨小回或有涨无跌，使人人对物价看涨，通货的流通速度也会因此变得更快。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健全的财政经济政策，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则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率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发行与物价赛跑，循环相因，最后，货币制度与国民经济必将一起走向崩溃。

  注释：

  [1]简明金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2]萨缪尔森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374页。
  [3]同上，第366页。
  [4]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8、111页。
  [5][奥]赫尔穆特·弗里希，通货膨胀理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页。
  [6]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第60页。
  [7]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8]同上，第58页。
  [9]千家驹编《经济通讯》，1948年10月。
  [10]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第71页。
  [11]各年的发行指数、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49、47、95页。
  [12]《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10期，1947年10月。
  [13]同上。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1:44 am

  标题:国民党政府发行的5000000元面值的钞票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

  [img]http://www.icbcmuseum.com/shi_l/shijian/pic/sjs9.gif
  [/img]
  　　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纸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当时出现通货膨胀时，市场商品供应就会相对减少，物价飞涨，货币流通速度愈来愈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政府曾发生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其中尤以金圆券为甚，所以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听说通货膨胀，就会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在旧社会，频繁的《币制改革》也是对老百姓的残酷盘剥

  。早在一九四一年，汪伪政府规定以二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规定以二百元中储券换回一元法币。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按蒋介石政府发行金圆券办法，规定以三百万法币换金圆券一元，如此重重剥削，掠夺人民财富。实际上，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物价像断线的气球，扶摇直上，人们本来就不愿把这种迟早要贬值的金圆券留在身边。当时人们见物即买，像抛掉烫手的山芋一样，尽量将金圆券花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一百元法币购买力的变化，可作如下形象的比喻（一九四八 —一九四九年己无法比喻）：

  　　一九三七看可买大牛二头；一九三八年可买大牛一头和小牛一头；一九三九年可买大牛一头；一九四 O年可买小牛一头；一九四一年可买猪一头；一九四二年可买火腿一只；一九四三年可买鸡一只；一九四四年可买小鸭一只；一九四五年可买鱼一条；一九四六年可买鸡蛋一只；一九四七年可买五分之一根油条。一九四八年法币临终前，一百元的购买力只合抗战前的零点零零零零二元。到一九四九年五月，金圆券所谓的价值就还得在小数点后再加上几个零字。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纸币发行增加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根据有关资料，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年间，上海的物价上涨三百三十六万八千亿倍。以粮食为例，一九三七年六月每石是十一元零五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那天每石是价为金圆券四亿四千万元，折合法币为一千三百二十万亿元，比抗战前上涨了一百十九万亿倍。如果每石米以三百二十万粒计算，则购买一粒米的价值，是金圆券一百三十多元。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前夕，全国银行所吸收的备种存款数字虽然达到五十亿元，而物价指数上升了四百零五万三千倍（以一九四六年为基数），因而存款仅相当于战前的一千二百多万元。当时不论全国或上海，储蓄存款都是少得可怜，一九四八年八月通货恶性膨胀以后就更用说了。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生活贫困的悲惨情景。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2:11 pm

  标题:德国儿童在街上玩着一文不值的纸币
  
  1923年1月31日
  德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儿童在街上玩着一文不值的纸币

  1923年，德国马克的价值接连暴跌，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1923年年初，马克币值一度达到2.38美元，但是同年夏季， 一个美国人能以

  7美元兑换到40亿马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 工人

  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

  值。

  《笨拙》杂志的一幅漫画展示了“货币汇兑避难所”的情景。漫画中疲软无

  力者为马克，趴在墙头上的是卢布，在一旁偷窥者是法郎（见下图）。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2:15 pm

  标题: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的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的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下一节预告：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 (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
  　　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
  　　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 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三．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
  　　“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
  　　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 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公平信托（Equitable 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
  　　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
  　　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
  　　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
  　　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
  　　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
  　　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
  　　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
  　　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下一节预告：谁为战争付了钱？
  　　
  　　魏玛共和国大萧条时期的1000万马克钞票，感谢[魏国部曲]网友提供：

  　　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
  　　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 \"
  　　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 G. 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
  　　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
  　　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
  　　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
  　　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
  　　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 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 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脸。
  　　“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
  　　“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可是呢？
  　　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
  　　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陈词滥调，有时候却真的难以替代：
  　　愿后人勿复哀后人

• godmanbj Says:
  June 15th, 2007 at 12:18 pm

  标题:1923年10月巴伐利亚国家银行发行的五千亿马克纸币
  
  1923年9月巴伐利亚国家银行发行的一亿马克纸币。
  　　
  　　
  
  　　1923年9月巴伐利亚国家银行发行的十亿马克纸币，可是印出后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只好在上面加印‘五百亿马克’字样。
  　　
  
  　　
  　　纸币中的无敌大BOSS—-1923年10月巴伐利亚国家银行发行的五千亿马克纸币。

  

• parisparis Says:
  June 16th, 2007 at 3:19 am

  标题:the M3 is out of his control. How can he handle the huge
  
  trade surplus? He is giving useless promise here.

  he is too soft, I do not even believe in him anymore. He is not suited for the job of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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