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论权力资本

作者：林炎志

　　近20年来，新资产阶级的具体形成路径有很多种。多数是通过艰苦奋斗，加上抓市场需求的某些机遇（"钻空子"），从个体户开始，逐渐增加雇佣劳动量而发展起来的。我们暂且称他们为"自然资本"。但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明治"结构与其两个界面时，我们更注意那些通过权力进行原始积累的少数资本家。我们把这些资本家暂且称之为"权力资本"。"权力资本"、"权力资产阶级"，对共产党影响最大，对政权建设影响最大。权力资本比自然资本更靠近上面的界面。

　　（一）通过"官倒"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

　　这一批权力资本家的原始积累是靠体制改革的"双轨制"完成的。1984年到1990年前后，我国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进行改革，通过所谓的"价格闯关"。当时的一些大宗商品有两种价格：内部计划价、调拨价和市场价。不仅是商品，连银行贷款和外汇也局部地出现两种价格，一种是计划利率，一种是计划外汇率。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很可能翻几番、十几番。这就出现两种商品价格、两种外汇价格、两种人民币价格。这其中的一个大差价，吸引了一大批由"计划内"转"计划外"的人：靠"炒条子"发财者。1989年"6·4"风波时有一个提法叫反"官倒"，反的主要就是这伙人。"炒条子"刚开始的环节是"官倒"，后边的环节就不一定是官倒了，可能是"民倒"。

　　（二）通过炒房地产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

　　1990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国家在土地政策上开始松动，土地资源由无价变为有价。土地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数是私有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土地变成公有和集体所有。在原计划经济时期，土地政策一直非常严格，不许转让、买卖。到了1990年代前后，土地开始"火"了，可以变成房地产资本来经营了。土地的价格从"零"开始攀升。由于政策法规不健全，使土地经营过程中出现很多前所未有的"商机"。一些手中握有相关权力的人、一个两手空空的干部或干部家属，朝夕间成为拥有几千万资本的事例并不少见。

　　（三）通过股票投机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

　　我们的股票市场发育过程中，也有很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既有政策的不完善，也有"暗箱操作"，一些有办法接近股市政策制定者或可以发行原始股的"投机者"，那几年从股市中"空手套白狼"地积累了巨额资金。这一部分人，靠投机发家，也有靠投机破产者。最后，这一部分资本逐渐转移到可以左右股市形势的大"庄家"或其它领域。

　　（四）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

　　原国有企业厂长、党委书记或者企业的上级管理者，他们熟谙国企经营的弊端，在"改制"或"放活"的过程中，利用这些弊端。他们左兜里是国家的固定资产，右兜里是国家的流动资产，通过制造种种理由，造成企业负债累累。然后以经营不善、难以为继向上申请。"上面"或不明底里、或装糊涂，或图一个"思想解放"、或干脆图个"省心省事"，造成不卖不行的态势，就像变戏法一样套取国有资产。其实，这些违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行为，连资本主义企业家都瞧不起！1998年到2001年间，在改制浪潮中，地（市）、县两级国有资产就这样原封不动地大部分转化为私有资本。最后，一部分"活"了，一部分"死"了。

　　在近20年时间里，起码在以上四个领域里，共产党用共产党的钱"培养"了一个"权力资产阶级"。这种资本家已经与知识阶层的"精英"结成同盟，并且开始以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强势意识形态法语为理性舆论，从文化角度影响着拿每的认识，也积极地影响着决策。权力资本家和"自然的资本家"不一样。"自然的资本家"是靠自己创业干出来的，跟权力的直接关联度相对较少；"权力资本家"虽然人数少，但通着党和政权，对政策的潜在影响力相当大。

　　这四种类型，每种渠道积累的私人资本都在几千亿以上。总数会达到上万亿，有相当部分被挥霍掉了或转往国外。幸亏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在公开层面基本上坚持了以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原则（"两个务必"之一），并且利用外汇管制制度，使得挥霍和转往国外的资金量对国民经济还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加上招商的吸引力，相当一部分权力资本从金融形态变成实业形态。或者变成假外资重新流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这四种渠道外，也有其它渠道形成的权力资本。比如，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利用集体资产的解体，转化形成了一部分私人资本。又比如，承包国家工程形成的私人原始积累，等等。但这些渠道现在还没有在规模上、集中程度上超过上述四种。

　　虽然现在上述四个阶段都过去了。但今后权力资本仍然会有长期存在的空间。只要有宏观调控，只要政府管理市场的职能不消失，只要有公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从"三明治"结构的上、下两个层面（上层建筑的权力与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企业）里总会有人运用他们的合法渠道，将权力转化为资本。随着党的纪检、政府的监察，公有企业内部管理的完善，权力资本新生的渠道会减少，但恐怕很难完全杜绝。权力资本中有一部分质量很高，形成动机不一样，也存在少量可以理解的成分。比如有的干部出于对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无奈赌气，有的干部想更充分地发挥个人能力，有的干部遇到了个人家庭的巨大经济困难。不管动机如何，权力资本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都不是健康因素。而且一旦进入私人资本运作，共产党员原有的人生观很快会改变。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党除了"堵"以外，还应将这种力量作为一种长期客观存在，设法对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权力资本影响着干部队伍。权力资本的成长历程与党的干部队伍有密切的联系。就改革历史而言，"价格双轨"和"房地产"这两个阶段，还有点政策和机制转轨的客观必然性。这个转轨的成本和代价可能是必须支付的。股票市场，当时对干部有明文规定，不许买、不许卖。但股票市场形成后，再对党的干部严格要求已不现实。那么这部分由股票培养起来的新资本家也可以将就算是"合法"存在了。而对"改制"，如何评价，还需要历史的检验。以上这些权力资本及其人格化形态–权力资本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党的干部队伍，离间了党群之间的关系。他们与党的在岗干部队伍有千条万缕的联系。他们"门子"熟、路子"野"。甚至"自然资本家"想找政府走个后门，摆平个麻烦事，都须请求他们帮忙做个"局"。有些地方党内暗存的"腐败价格"的"行情"主要是由他们的各种活动和各种"局子"决定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可以"寻租"的权力减少了。这部分人在权钱交易上活动的空间已经比"过渡期"少多了。但机会越少，"价格越高"。这些人或这些人的后继者，就会继续眼睛红红地盯着权力空档。"自然资本家"对"权力资本家"并不服气。因为"权力资本"在市场中比"自然资本""霸道"，"自然资本"比"权力资本"艰苦奋斗的精神强。"自然资本"对市场机制有更深的体验和理解。用市场机制的标准衡量，"自然资本"比"权力资本"更健康、合理、有力。

　　不管是老牌资本主义（荷兰、西班牙、英国等），还是新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与资本形成后的发展阶段，资本的性格与形象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必须有非线性来源，有超经济剥削，甚至掠夺。这些非线性手段在政治上、伦理上有斑斓强烈的"色彩"表现（如"羊吃人"，贩卖黑奴、鸦片等）。马克思抨击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主要是指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一旦进入线性发展期，一般都非常注意伦理形象。资本会自发地尽可能居于文明、人道的高层次地位。中国新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也不可能绕过非线性阶段。但是原计划经济转轨留下的大量空档、公有资产流失、权力资本的作用大大减少了中国新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性。比之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地狱工厂"来说，中国新私有资本要好得多。中国公有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那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爆发出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供的超经济手段，动员起亿万人民自觉自愿地用劳动替代资本的热情。中国人民用艰苦奋斗精神（王铁人精神、经旗渠精神、大寨精神等）创造了资金的非线性来源。现在有人批评的当时的一些所谓"左"，大多是任何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都无法避免的"非线性"要求。

　　随着资本的膨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新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党内寻求"代理人"。这种"代理人"会以民主、合法的程序"正当地"进入党的各级领导层，有的人从组织程序上很难加以辨别。这是我们党自身的一大潜在危险，也是对党的建设和纯洁性的一大考验。

　　新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工人阶级作为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较，二者虽然都是被领导、被驾驭、被统治的地位，但是二者政治性格、经济性格完全不一样。新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受竞争的训练，主动性受剩余价值的激励，都比工人阶级要强烈得多。尤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在国外有统治地位，在国内没有统治阶级地位。这些都使得我们的新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非常注意，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性质非常关心。

　　在工人阶级内部，尤其在共产党里总会有潜在的资产阶级成分（以下简称"潜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队伍里有"潜资"，共产党里有"潜资"。 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其主要代表。他们以内部的"修正"手段与资产阶级外部的反对相配合。政治上他们把应该革命的地方"修正"为改良。思想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各种机会主义。

　　在阶级社会的几种历史形态中，所有的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中都有潜在的剥削阶级成分（影子）。列宁、鲁迅关于"奴隶"队伍中存在"奴才"的分析，就是指这部分成分。在统治对象的队伍里培养、训练代理人。这是阶级统治所必须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统治权的作用之一。

　　在社会主义原行政性计划经济社会中，工人阶级队伍里有"潜资"，共产党里有"潜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工人阶级队伍里有"潜资"，共产党里有"潜资"。潜在的资产阶级成分包括潜在的思想成分、政治成分、组织成分、作风成分等等。它们可能单独分布在一些党员身上，也可能几种成分集中在一个党员身上。每种成分也会有量多量少的不同，也会有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我们历史上历次整风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影响，帮助党员与这些成分划清界限，使它们不能公开化、合法化、有组织化。今天，这些潜在的非无产阶级成分中，影响力最大的，还是资产阶级成分。因为封建主义成分终究是太落后了，容易发现，也不得人心。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数量很大，但从效果上看，危害水平不及资产阶级成分。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主体性、主动性都远不及资产阶级的东西。其现实吸引力、诱惑力也远不及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阶级、共产党内存在"潜资"成分的外因是新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运行方式的存在。其内因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由于工人阶级在高级文化领域里的弱势地位，资产阶级往往以"高级文化"吸引人、吓唬人、熏陶人；以"高级文化"中的资产阶级内容培养党内"潜资"成分。实现现代化，发展生产力需要干部"四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往往可以取得比"革命化"更硬、更现实的指标。但工人阶级在高级文化领域里所做的扬弃工作和建设工作还远远不足以改变自己在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我们期待我们党能在这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早晚要进行的伟大、巨大的事业中有所建树，不辱使命。

　　由于工人阶级在管理领域里的弱势地位，由于工人阶级在阶级精英形成机制上的不成熟。使得资产阶级把影响和培养处于党内领导地位和国企管理岗位上的"潜资"成分作为重点。他们在中性管理概念中嵌入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权力管理岗位是最容易被资产阶级异化的地方。所以中央反复提醒干部要经得起权力的考验。
　　由于工人阶级在个性发展上的弱势地位，资产阶级往往用资产阶级的个人民主、个人自由来否定党的纪律，来诱惑党内干部，并使其异化为"潜资"。

　　由于工人阶级在消费领域里的弱势地位，资产阶级更是最经常、最大量地使用生活享乐为手段培养党内"潜资"成分。在低消费水准条件下，毛主席反复强调注意资产阶级的"糖衣枪弹"。但工人阶级毕竟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所以，在这一领域还必须想更好的办法。

　　行政性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缺少"一般等价物"作为权力的交换对象。但因为行政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垂直的科层制为主，等级清楚。权力分配财富的领域和效果比市场经济还广阔、还强。所以培养党内"潜资"成分的作用同样强烈，苏联共产党的蜕变就是一例。可惜我们好多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分析苏共覆亡过程中很少注意到这一关键点。

　　行政性计划经济环境里干部的"特供机制"对"特权阶级"（即党内"潜资"）的形成更有直接的作用。苏共在后期遭到人民的反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市场经济里干部的"特供机制"有一部分通过货币化、市场化而减少了。更多的是因为市场经济可以广泛提供各种供给。只要有钱，市场上什么都可以买到。"特供"不"特"了，所以群众对"特供"的不满减少了。但"特权"仍然有用，可以"寻租"，可以兑成"一般等价物"，比"特供"用着还方便。

　　"演变"与"颠覆"有很大区别。

　　"演变"的条件第一是执政者队伍（干部）在演变过程中舒舒服服、高高兴兴、个人有利可图。第二是使阶级基础（工人、农民）麻木、糊涂、涣散，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第三是使执政者与执政阶级基础分离。这种分离在苏式计划经济时也严重存在。而这三条在"颠覆"中并不突出。有了这三条，演变的具体方法就可以千变万化、相机而动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研究、学习资产阶级是怎样解决执政者队伍与它的阶级基础相结合的。它们的纳税人制度，竞选捐款制度，议会议员渠道都保证了这种结合。而工人阶级不但在这些制度上是弱者，而且在知识文化渠道，在资本渠道都是弱者，都很容易与执政者队伍脱钩。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把资产阶级的执政手段，演变工人阶级政权的手段都摊开了。我们更容易对比认识了。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大量的不足要克服。

　　权力和资本的社会组织功能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期需要的。甚至到了共产主义也需要，当然那时二者会变成新的形态。权力的垂直组织功能、资本组织生产要素的平面运行功能会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权力与资本对党的腐蚀、对社会主义的腐蚀作用加强了。但这仅仅是表象，其实质是权力私有化，资本私有化产生了腐蚀力。私有制是根源，而资本和权力是好东西，是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