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nd, 2007晚清民初名妓女的照片
清末某家一等小班中的“红妓女”合影
名妓香国痴人
清末上海十大名妓
名妓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灵在上海结婚(1918年)
清末妓女与嫖客
民初妓女与嫖客合奏一曲
北方班红妓女
名妓凤仙
民国初年北京妓女李萍香
清代嫖客与妓女
嫖客与妓女常到石头胡同照相馆留影
小姑娘变“红姑娘”,这是清末民初清吟小班中的高级妓女形象
清末某家一等小班中的“红妓女”合影
名妓香国痴人
清末上海十大名妓
名妓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灵在上海结婚(1918年)
清末妓女与嫖客
民初妓女与嫖客合奏一曲
北方班红妓女
名妓凤仙
民国初年北京妓女李萍香
清代嫖客与妓女
嫖客与妓女常到石头胡同照相馆留影
小姑娘变“红姑娘”,这是清末民初清吟小班中的高级妓女形象
May 2nd, 2007 at 12:21 pm
标题:图片背后的历史背景资料
19世纪的中国,封建统治无可奈何地步入衰微,其腐朽性和反动性进一步加剧,而世界性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正如火如荼。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割地求和的卖国条约,使得人民对清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应运而生,意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开始阶段,民族问题就不可避免要放到革命者的议程里。“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为纲领。这个纲领的正面意义是推翻清朝统治,取消满洲特权;其负面影响是以‘驱除鞑虏’来‘恢复中华’,在取消其特权时出现对满族的歧视。这个口号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宣传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都被扩大化、政治化。这些宣传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歧视满族的现象。”
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政治上,满洲的八旗军队被解散,贵族学校被撤消,民族的特权被取消。经济上,满洲官员没有了俸禄,八旗兵没了饷银,满族百姓甲粮被停发,王庄旗田被丈放。在住区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族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免除,皇城围墙被拆毁,旗人住区被冲破,逐渐出现各民族杂居局面。这样,满族终于从清朝时候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权民族,沦落成为了中华民国中的一个普通的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民族。
这个时候的满族人民,尤其是北京的旗人,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民族歧视和生计困难。实际上,早在民国之前,北京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窘迫,据清末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记载,当时“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困苦万状。即在城内者世家骄侈无度;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又限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可见无论什么时候,遭受苦难的都是下层劳动百姓。对北京旗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困苦并不单单是在民国之后才出现的情况,只不过民国期间除了生活上的困苦之外,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因为有了民族歧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更难解决。另外民国之后,原先的上层旗人也逐渐失去了经济和政治优势,沦落到底层中来。有的即使还有经济上的优越,但是政治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就更容易遭受到歧视。
关于民族歧视问题的记载很多。民国初年,虽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但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以及民族的偏见,各种书报刊物充斥着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排满的情绪,满族人的地位和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很多满族同胞被迫改变姓氏,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
生计困难则是满族家庭必然面对的问题。由于满族旗人在清朝受到严格的八旗制度的束缚,同时也有着“铁杆庄稼”的待遇,因此没有太多考虑到生计问题,而且即使考虑也无法解决。但是民国之后,满族的特权被取消,八旗制度被撤消,钱粮被消除,这样满族旗人的就业问题就异常严峻。满洲八旗原来“不农、不工、不商”,但是后来为生计所迫,许多人却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这也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转变过程。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沦落到典卖祖产度日,但是毕竟还可以依赖祖产混口饭吃。底层百姓的生活就更为悲惨,有的去拉洋车,好一点的,则以原先自己玩弄的手艺去谋生。许多女孩子都不得不沦为娼妓,其时社会学一项调查显示,北平暗娼很多,其中大多数为满族人。
在中华民国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西四广济寺会见北京各界旗人代表,指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减少流血,是与广大北方旗人的顺应历史潮流分不开的。”关于旗人生计问题,他说:“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话虽如此,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和当时社会上的排满情绪有着很大关系。
根据满族旗人的回忆,在民国时期,满族旗人的生活问题大多依靠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大有家底者,移居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商埠经商,冠汉姓,更新名,同时创办银行,经营各种公司。原来的政府官员大多有一定文化,且出身于书香门第,社会经验也多,获得推荐,继续在民国政府机关作小职员,或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有的祖传行医。有祖产者,吃利息;相当一部分人卖力气,稍有社会经验的,成为警察,勉强过活;有力气的拉车夫。无力气的做小买卖。最后实在万般无奈,只好去当兵。”
另外一则回忆讲到:“辛亥革命后,舆论中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宣传,社会上排斥满族、歧视旗人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绝大部分满族平民百姓,不得不从此长期地隐瞒起自己真实的民族成份,并开始冠以汉姓。我们的家庭也在其中之列。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平等,必然导致经济上的艰苦和更多的灾难。在满族人民中间,又由于各阶层生活状况的不同,彼此缺乏相助,因此沉浮各异。普通旗人的平民百姓便达到了无依无靠的凄惨境地,很多家庭靠卖家当来度日。……我的祖父还算是他们哥仨中间的幸运者,因有些社会经验,又粗识文字,经过投考被征用为警察。”
本民族地位的变化和自身所处环境、所受待遇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当时的满族文人心态,作为满族的知识分子,满族文人的心灵痛苦就更加无法言说。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态来。
民国时期的满族作家儒丐的小说《北京》就比较细致地记录了当时满族生活的困窘。作品把主人公宁伯雍在《大华日报》当编辑的五年生活,连成一串串故事,充分描绘出改朝换代后北京社会的千奇百态,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复杂情感。小说第一段开头交待时间为“民国元年二月”,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旗人生活。
在作品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北京满族旗人在辛亥革命后受到冷落,遭受歧视,生计无着,不得不更名换姓,更改民族出身,自谋出路。小说的一开头是主人公宁伯雍留学回来正好辛亥革命发生,清朝政府被推翻,自己失去了清正府原来的依靠,不得不进城谋生,从而在路上和洋车夫德三有一段对话:
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跛脚德三……如今都落得拉车了,落魄的很。”伯雍说:“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腆着脸活着呢。”
“固赛呢亚拉玛”为满语,意思就是“旗人”,这些旗人都无颜面对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失落。正如德三所说,连王爷都是厚着脸皮讨生活,普通人就更不用想了,生活境遇之悲惨可想而知。伯雍单凭一个姓就知道了德三的旗人身份,从而可以推导出当时旗人更改姓名的普遍。
小说中有不少内容,描绘了八大胡同各式妓女的生活与她们的苦痛心情,通过她们惨不忍闻的悲剧故事,作者以人道精神,对社会不断予以激烈抨击,其中就说到了满族旗人的女儿去做妓女的现实。在小说中有个小女孩子叫做桂花:
桂花的母亲,嫁的倒是一个旗下当差的,生了桂花一个闺女。革命以后,桂花的父亲死了,家里日月本来不宽裕,自丈夫去世,更是柴米无着了,娘儿俩个,天天在穷愁里活着。(这个时候,桂花母亲的亲姐妹老黄劝说其让桂花去做妓女)桂花的娘说:“咱们终究是皇上家的世仆,当差根本人家,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老黄道:“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喳崩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老祖宗。你看,隆裕皇太后,若在好年头,他不是老祖宗么。如今谁还理他,那窑子里的女掌班,差不多都是老祖宗了。当妓女的,竟敢起名叫龙玉,暗合隆裕二字的声音,听说是个议员替这个妓女起的,寓着革命的意思。如今什么事都大翻个了。”
旗人生活如此,那么心态上的冷落和萧瑟,也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忍不住就发表了自己的议论:“自革命以后,北京土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儿女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当职业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是无可奈何。这些心理变动,对汉族作家和读者来说,一般是体会不来的。
文章中,还有旗人街头被任意羞辱的故事:
(伯雍)走到近前一看,却是一个贫寒的老人,蹲在墙根底下,低着头,一语也不发。他的衣服很褴褛的,他应当头顶上还带着小辫,他的头发已然灰白了,脸大概许多日没有洗了,他的额纹由上面一看,便如一块小鱼鳞,板皱得很深。在那老人的左右,一边站着一个男子,各约三十来岁,在左边那一个,一张黑黄脸,配着他鼠目狼腮,一望便知是个地痞,穿章打扮带着一身恶棍的恶习……不干不净的问那个老人说:“你是怎样,你到了没钱吗?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起孙子来了。今天有钱还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
文中地痞的话,应当说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汉族人的心态,而实际情况也是大多数人都是在看热闹,只有宁伯雍看了之后非常气愤而施以援手,痛斥这两个无赖,说:“你是要帐呢?你是骂人呢?他该你钱须不该你骂,何况你又把旗人都拉在里头,旗人现在虽然没有势力,你有权利辱骂么?”这也表明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到旗人开窑子、做盗贼这些为人不齿的猥琐生活,这些都是民国初期北京城旗人的真实生活景况,所以作者才有了如此多的感慨。作为一个旗人作家,他心中的痛苦自然是无法言说的。而满族旗人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中,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社会的态度,从而使得整个民族在20世纪前期进入一个精神上的压抑阶段。这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使得满族文学在20世纪表现出独特的形态和心态,成为中华文学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满族文学在表现本民族文化心理上,也有着和20世纪中华文学比较起来自己非常特别的地方。通过对中国现代、当代满族作家作品的分析,可以大致反映20世纪中国满族的文化心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