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nd, 2007每个人的华为都在沦陷
每个人的华为都在沦陷 作者:马蹄山贫民
1.
在机加吃饭的时候,周围有人谈起某总的自我批评,其主要的缺点是“追求完美”。回想起去年年中即高调开始却中途作废的定岗定薪,和对此事负责的某总,心中生出不祥之兆。就去看管理优化的电子版,果然读到了某总的自我批评和吹捧富士康管理制度的文章。
某总说,我过分追求完美。我对下属要求太严。我对下属工作过问多,生活过问少。我办事太激进,灰度处理不好,某些同志跟不上我的步伐。当这样的论调作为自我批评的表率出现在管理优化头条时,空气中便弥漫着一种淫荡的气息。周围是疲老的年轻同事,是大量等着拿了年终奖就辞职的人。冷冷的空调吹着我这一小片办公区。二年间,几代新老员工的流年,在这里匆匆轮替。
2.
华为曾经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宏伟概念。我曾穿着雪白的衬衣,在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与一群初出茅庐的年青人,喊着振奋人心的口号。任老板那时候还是个传奇人物,他讲话的风格和经历,都颇得一般员工的敬意。甚至某些洋溢着过分自豪感的员工在逛街时,都舍不得摘掉自己的工卡。周围的同事,也是名校居多,又对技术颇有深意。我于是就这样,在小心翼翼中,开始了研发岁月。
世界形势变化很大,东南亚发生了大海啸,伊拉克发生了战争。公司成立了降成本的子公司慧通。我诧异于百草园永不停歇的晨练口号声,公司在以一个月一千多人的速度,招人。然而,辞职的朋友也开始多起来了。在华为,薪水一般不加的传言,却成了大家最窝心的体会。友商的人才时而被挖来,薪水却诡异而秘而不宣。加班太多。这时候,牢骚终于多了起来,我们关心的前途和价值都被公司用文化,口号敷衍。公司的文化由一系列口号来象征,外加一部“千手观音”的舞蹈和一部电视剧“亮剑”。公司大力僵化各种流程,其主要目的之一,却是要把我们都变成随时可以替换的生产线上的廉价螺丝钉。而在员工越来越厌恶这类说教的时候,政治部门却在极力维系着这些口号。
这些口号之一,便是“绝不让雷锋吃亏”;然而在做为一个被认可的雷锋之前,任何人却还必须经历一个阶段,即“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
这两句话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其不完整。它掐头去尾。因为这一头一尾都不需要你考虑,你只需要填写中间的空白,即为公司奉献。就像一条鱼在案板上被斩去头尾,献上丰腴的肉身。你要么做为一个雷锋并被公司承认,要么首先接受“烧”的考验。如果你没经受住考验,那也是你的错。
很遗憾,大多数人都没成为凤凰,包括那位殉身的新宇.胡。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年轻和热血在这里只是某些人致富的工具,我们付出的健康和汗水在“陈老师”们的傲慢和说教里沦陷的如此之早泻,革命的事业上我们随时准备被更健康的人替代,
人们对华为的正面感情渐渐消去,无数在私心里的诅咒,浮上天涯论坛。我的研发兄弟姐妹们,仍然在坂田这个偏远的小地方,把他们的音容笑貌藏在无数加班的夜晚里。走的人越来越多,而公司已完全不在乎。华为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代表一个精英角色的意像。而如今这意像已经开始破产,在这继续沦陷的时代,与中国整体拉美化,堕落为世界工厂,竟然同一个节拍。
3.
然而我不甘心,华为怎么能沦陷为又一个富士康。世界工厂,对我的祖国来说,只是一句催人泪下的咒语。像一位全身孝服的女子。几年前在一个炎热的傍晚经过龙华附近的工厂和农民房,看见幼稚的少年穿着厂服蹲在街边饮食小摊,昂首看着我。我在那一刻有了哭意,有了恨意,并唤起一种真正的主意。我对自己说(虽然这是一个通常被滥用的句式,但在那时我的确在心里说出了一个真正的誓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永远不要沦丧为给西方加工的工厂里,那每个机箱或者DVD中几角钱甚至几分钱的人力成本。这种时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只会有数次。
当年收编整个民间资产,用疯狂剪刀差盘剥农民建起来的公有企业,在谁能卖光、破光谁就能升官的形式下,今天大多早已荡然无存。教育改革已经失败,医疗改革已经失败。垃圾GDP疯狂增长,重工业却仍在凋谢,民族元气远远不足。用600元薪水在深圳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的广大台,港,日,韩工厂,在千万农民工兄弟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仇恨。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胞,青春和血汗,都化作了一块代工的主板,一个DVD中微不足道的人力成本。这样的工厂,这样的企业,也值得人民的感恩吗?
有一种沦陷是你不能抵御的,你也无法确切的知道忍受和抗拒究竟哪一种才是理性的抉策。北大的博士教授有人说,把徐工,南孚这样的企业卖给外资是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而贪污和腐败,也曾经被解释为有助于将僵化的国有资产转化为投资。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学习印度大家都做软件外包,否则别无选择。在“新经济”和“改革”这样政治正确的叙事下,在樊钢,汤敏和张五常这类经济学家的鼓吹下,我的祖国开始了拉美化沦陷的进程。这种沦陷是如此日常,如此缺乏戏剧性的场面,以致于在“世界工厂”的语境下思考我们的未来,渐进或者暴力,隐忍或者雄起,每一个词语都沉重得说不出口。在苦难面前,真理难道可以仅仅来自于逻辑?
深圳充满了工厂,刑事犯和性工作者,以及更多消耗在血汗工厂里的少年。上百万人,靠着工厂里微薄的薪金和香港人的娱乐消费过活。政府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兄弟们除了进工厂以外别无选择,港台人在他们的论坛里眉飞色舞地谈论我的姐妹们的姿色。媒体和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财富和年轻女子的欲望上。
4
我们的华为,中华有为的自期,曾鼓舞了多少人的热情。当销售额一路上涨,增长强劲的时候,基层员工却大多认为,华为病了。
各种奇谈怪论流传开来,如“华为不鼓励创新”云云。僵化的流程和平台,影响了技术人员的信心。未充分选拔即被匆匆提升的部分中层干部,官僚、懒惰、胆小。部门之间充满扯皮,基层开发人员疲于奔命。绩效考核,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来影响员工的情绪。。。当这样的问题如此之多,却有始终无法解决时,我也就失去了总结一一例举的兴趣。当一个员工真正失去了对公司的信心和信任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些问题都与己无关了。
我没有料到问题如此严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华为的高层,至少部分高层,竟也已经沦陷。我看到管理优化上鼓吹富士康时,生气的说不出话,也不愿再多说。高科技企业与工厂的区别,在华为成立将近二十年的时候,应该不需要有人专门来为EMT成员着重指出。
我只希望,“高科技企业不可能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能够出现在某总的自我批评里,而不要成为华为的墓志铭。
华为,你不能富士康化!
华为,你不能阳痿!
5.
我也在等年中奖。
谁的左手沦为祭奠,孱弱到绝美的花败,
右手苍老离索,瞳灰落日,沉默空城。
拇指间的霎那,无名指上空巢。盛宴曾经的我们,
无理钟情一场。
往左脸跳跃,成无恙的苍白,绯红色羁绊,
往右脸蹒跚,无端夭折,寂寞苍老,
忘却烟雨平生,盛世轮回,往来萧瑟,疼痛无关。
只剩离殇。
May 2nd, 2007 at 9:37 am
标题:所谓的”满族“应该取消民族资格
我认识的满族人都承认自己有汉族的血缘.所以从民族区分来看,除了民族心理其他而和汉族一样.
有汉族血统,受汉文化的教育也认同汉文化.事实上所谓的满族完全就是一个人造民族.
看看满族人的组成就可以判断,满族在民国初期才真正形成,以前叫旗人和民人,旗人不仅仅是女真人,其他民族也可以入旗,入旗后就是旗人.那些民人就更不要说,基本上是以前女真所谓贵族的奴隶,他们的民族混杂,可以说包括汉族在内的北方所有少数民族(突厥人除外).
再看看女真,满族的前身是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通过野蛮的屠杀统一了北方的所有女真部落.所谓的女真部落并非是一个民族.早期还有兰眼睛的女真,黄头发的女真.女真部落是很多不同民族的组成.语言习惯也相差很大.女真的叫法也是辽代才开始.给女真部落起名字是根据地名来称呼.所以辽代的女真名称和后来的名称对不上号.一句话就是很混杂.因为他们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通过汉族的典籍来溯源.汉族的典籍记录也十分有限,所以女真的部落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只能说无证据可考.现代对女真的研究基本上猜测.
关于历史上金国,很多人误解是见周建州女真的前身,这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谎言.历史上金国的女真已经相当汉化,已经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文字是借鉴汉字而成.建州女真的前身是野人女真的一个部落,后来游牧到高丽,后被高丽赶出来在明朝被明朝收留.明朝任命建州女真头人做明朝的官员,后来他们野蛮的兼并了其他女真部落包括升女贞和熟女真,还包括辽东生活的汉族人.为了分裂明朝,他们找前金做祖先,为分裂寻找历史依据,混一个\"师出有名\"借口成立后金.事实上是一个彻底的政治阴谋.因为民国建立后没有好好考察历史就把满清时期的历史当中真实,一直到共和国建立也还是承认这个政治谎言为真实.其实这个谎言很容易戳穿.如果是金国的后代怎么没有继承金文和金语呢?怎么后来还要那蒙古文字改一下做自己的文字呢?这样明显的问题,还能不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样的所谓民族已经完全没有民族的基本要素.建议应该取消.
May 2nd, 2007 at 10:05 am
标题:我国房地产已被疯狂的外国投机资金操纵
黄小虎
中国经济时报
□无论正规渠道的外资,还是境内外热钱,主要在高端产品市场活动,这部分市场已是严重过剩,或者说是严重脱离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应当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发展。
□下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还有城市规划,可考虑给城市的发展划圈、设限。
□房地产投机猖獗,与保有环节不征税有关。征物业税,需统一登记、统一评估税基。
□房地产业的问题,只是整个经济机体患病的一个表症,而非病源。解决问题,固然需要应急性的对症下药,但更需要长远性的辩证施治。
-对策研究 -黄小虎
外资和热钱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的70%~80%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而国外开发资金中银行资金一般只占20%。近些年中央的系列调控措施,收紧了房地产业的资金链,迫使开发商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和海外市场。直接上市、借壳上市、信托投资公司、各类基金(公募、私募)、发债、外资合资、外资入股、海外投资银行等等,五花八门,日益多元化了。
一时间,上市成为潮流。例如,2004年至2005年直接上市的房地产企业有:合生地产、富力地产、万科、华发、世茂房产、华润置地、北辰实业( 10.00,-0.08,-0.79%)等。直接上市要求企业实力强,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要信息公开、财务透明,许多企业做不到,因而选择借壳上市。例如至2006年上半年,有浙江新湖、北京万通、广东粤泰、上海浦庆、中信地产、国美集团、天津万顺等已经或谋求借壳上市,还有多家上市公司愿意借壳给房企。
一些不能上市或不愿上市的房企,乃至一些已经上市的,还努力寻求其他融资渠道。例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长足发展,2004年筹集资金110亿元,比2003年增长近一倍,2005年上半年融资64亿元,2005年底更有人预言,今后几年将有16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上市;私募基金也暗流涌动,首创、万通、华远等都在积极运作;万科于2005年中与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公司签约组建了合资公司;中海地产于2005年向境外发行了3亿美元债券(7年期),等等。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正当中央加强对房地产业调控的时候,外资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观望等待、犹豫不决的态度,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进入的外资机构有:摩根斯坦利、高盛、麦格理(澳)、瑞银、花旗、ING(荷)、美林、瑞星思达(美)、RREEF(德)、华平投资(美)、DIFA(德)、软银亚洲(日)、凯雷投资、凯德置地(新)等,均为国际顶级公司。
他们进入的方式,一是直接收购地产物业。如大摩2005年4月出资4亿收购富力集团在北京的一座写字楼,6月出资8.5亿收购上海广场4万平米商业用房,9月又出资9000万美元收购上海世贸大厦,32亿收购上海明天广场;麦格理2005年7月出资38亿收购杭州等9城市的购物中心,8亿元收购上海新茂大厦,9月又以4亿收购上海城市酒店公寓;高盛8.9亿元购入上海百腾大厦;DIFA2005年8月7.2亿收购上海华狮中心。二是入股或合资。如华平投资与阳光100、富力地产、浙江绿城、北京融科开展合作,累计出资10亿美元;美林与北京银泰、南京锋尚分别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瑞星思达与中信合资投资山东地产项目。商务部数据,2005年房地产业外资合作项目2119项,合同金额194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54.18亿美元。三是注资。如RREEF向珠海“中珠上城”住宅项目注入2.25亿美元;软银亚洲和凯雷投资联合向顺驰注资4500万美元;麦格理、花旗等也都在寻找好项目投资。四是独资。如凯德置地在北京设立开发企业,2005年上半年投资达78亿人民币。五是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开展房贷业务。如东亚银行北京分行2005年业务量中,房贷已占30%;永亨、恒生、中信嘉华在广州、上海也开展了房贷业务。花旗银行也于2006年开始介入房贷。
进入2007年,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的趋势仍在继续,并未停止。
除了投资机构,海外游资即热钱也纷纷涌入。热钱主要是赌人民币升值,从各种渠道入境后,相当数量进入房地产市场,谋求双重套利。热钱到底有多少,难以彻底搞清,是笔糊涂账。但大数还可以估算。据有关研究,热钱大量涌入始自2003年,当年的数字,有说380亿美元,有说750亿美元;2004年有说600亿美元,有说700亿美元,有说800亿美元,发改委估算是1000亿美元,最高的估算是1132亿美元;2005年,看到的数据是400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所见为232亿美元。几年下来累计,低的估算约1300亿美元,高估算为2000至3000亿美元。至去年下半年以前,股市冷清,热钱主要进入房地产。据建设部有关研究,2004年海外热钱投入中国房市至少700亿美元。热钱属短期投机性质,很少进入实业,主要是买房卖房,大进大出。据有人研究,上海市2004年商品住宅销售额2000亿元,其中海外热钱购买占33%(央行金融司的调查为23.2%),2005年一季度进一步达40%甚至更高。2006年下半年后,股市升温,许多热钱又从房市转入股市。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底发布,外资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比重占15%。我理解,这里既包括正规的招商引资,也包括热钱。
外资为何大举进入中国房市
中央对房地产的调控紧锣密鼓,外资却大举进入,为什么?查阅有关资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对于国外许多大企业、大财团来说,他们过去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和政策的不完善,存畏惧之心,吃不准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不敢贸然进入。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对他们是个好消息。他们感到政策逐步完善,市场逐步透明、规范,自信凭借雄厚的实力,可以大显身手,与中国的企业竞争了。大企业一般都有长线的打算,他们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孕育着无限商机。瑞星思达的董事长约翰·珀佰特说:“调控政策使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降低,现在是投资的最佳时候”。他还说:“投资者的安全感是很重要的,首先保证不要亏钱,其次才考虑赚多赚少。合理的政策是为了市场更加规范,这正是战略投资者最看重的”。RREEF的亚太区主管卡尔·鲁道夫说:“宏观调控是个好信号,中国的房地产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基于不稳定、不可控的因素,而更多是基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均收入增长基础上的需求上升。”他们的话,颇具代表性。
第二,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尽管大企业重视长线,但眼下中国房地产的高利润,也对他们颇具吸引力。事实上,近年进入中国地产业的外资大都大发利市。例如RREEF投资珠海项目,对基金客户承诺的回报为18%,华平对其在中国地产市场的投资回报预期为25%以上,这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瑞星思达进入中国以后胃口也吊高了,表示8%以下的回报不予考虑。至于热钱就更不用说了,本性就是投机,面对这个暴利的行业,自然要纷纷上演“惊险的一跳”,急忙分享盛宴。
中国的房子利润有多大?报载福州的个案调查是60%以上,广西的个案调查为100%或更高。福州的调查是静态计算,广西的调查考虑了资金周转因素,可能更符合实际。近日网上有好事者,自称是根据官方数据作了一个测算:2006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75万亿元,消费者全年购房总支付7.246万亿元,据此算出全国房地产商的毛利润(未剔除税收和财务成本)为5.496万亿元,毛利润为开发投资的3.14倍。当年10月底,全国还有12.24亿平米房子空置未卖,按每平米2000元成本计,占压资金2.448万亿。空置房和占压的资金是多年累积下来的,而一年卖房的毛利就可将多年的占压资金收回,还有3万亿的毛利,支付税收和财务成本之后,仍是绰绰有余。这个测算虽然粗糙,但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暴利使开发商们有底气,即使房子卖不出去,也不怕,可以撑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盈利水平,怎么可能不引起外资和境外热钱的垂涎?
外资和热钱流入中国房地产业利弊分析
外资和境外热钱大举进军中国房地产业,利弊如何?国外大企业管理规范,一般也愿意遵守投资国的政策、法律;与国内企业合并或注资,也比较慎重地选择信誉好,规模大的企业;合作或注资后,也会要求中方合作伙伴改善治理结构,规范自身行为;中国企业上市或引进外资,改善资金构成,不再单纯依赖银行。这些,都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但是大企业的进入,主要集中于高端市场,如高档住宅、甲级写字楼和其他豪华商业地产。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买了或建了以后,大部分还要出手,不仅不能改变反而会加剧中国房地产市场供应的不合理结构。还会产生挤出效应,上海、北京和其他中心城市的国内房企,不少被迫向内地二、三线城市发展,把内地的房价也抬了起来了。总之,外资的进入,可谓利弊参半。
至于游资,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热钱短期套利的特性,决定了其大多涌入中高档住宅市场。这一轮调控之前,上海、北京等的中高档房地产市场,主要是国内热钱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煤老板炒房团之类兴风作浪,炒买炒卖之间,不断推高房价。调控之后,部分国内热钱转战内地或其他产业,但境外热钱却跟进来了,大大增加了中高端市场的购买力,以更大的手笔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房价自然越来越高。有买房的就有为其建房的,任志强说他不为穷人建房,只为富人建房,其实是来自于他真实的市场感受。中高档住宅暴利多多,谁还为老百姓建低档房呢?普通住宅供不应求,价格也就眼看着一天天高起来,高到老百姓无法承受,自然就是民怨沸腾。据零点公司2006年调查,太原商品房的购买者中80%是非本市居民,北京、大连是60%,郑州是55%,该调查据此判断,我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是被投机资金操纵了。
短期套利的资金,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房市好,蜂拥而入;明天股市热,又作鸟兽散。聚散之间,留下无穷的后患。假使有一天,房地产业内的境内热钱加境外热钱全部撤出,留下那么多高档住宅,谁来居住谁来消费呢?恐怕就会出现当年海南、北海的局面。境内的热钱,还算“肉烂在锅里”,境外的热钱则更难以控制,中国不是它们的家,迟早是要走的。它们主要目的是赌人民币升值,暂时寄宿在房市、股市,顺便捞一把,将来一旦在汇市得手,连本带利都要撤出。而且热钱极其敏感,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反应,来去无踪。例如,有观察者发现2006年上半年约有240亿美元热钱突然撤离中国。其时国内股市升温,房市依然火爆,热钱为什么会撤离中国,令经济学家不明就里,疑惑重重。有的解释,人民币汇改进程未达国际炒家的预期;有的说,加强税收监管等调控措施,使房市利润缩水;有的说,外管局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外汇的管理;也有的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套利机会。总之,许多因素都可影响热钱的进退。现在搞不清楚的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内外热钱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因而难以判断境外热钱在其中的比重,也就很难就其对房地产价格走势的影响,作出定量分析。
对外资的进入需作必要的限制
目前,外资特别是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已引起重视。各有关方面已经或准备出台相应的措施,各路专家学者也提出一些建议。这些措施或建议,有外汇管理方面的,有投资管理方面的,有房地产管理方面的,有税收管理方面的;有针对外资的,有针对热钱的;有针对开发环节的,有针对销售环节的。效果如何,都有待实践检验。从应对思路来看,还是存在不同:有的主张对外资内资一视同仁,主要采取经济手段,规范市场秩序;有的主张经济手段之外,也要有适当的行政手段,对外资的进入作必要的限制。我个人是倾向于后一种主张的,认为在现有的措施和建议之外,还可考虑:
第一,无论正规渠道的外资,还是境内外热钱,主要在高端产品市场活动,这部分市场已是严重过剩,或者说是严重脱离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应当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应收紧对高档地产物业的土地供应,甚至可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供地;投资管理应停止这类项目的立项审批,或上收审批权限;建设部门不发建筑许可;建成了,工商部门不予登记,等等。这件事真做起来,难点在地方政府。土地批次征收以后,地方政府可以说是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总是能找到的:改善投资环境啦,发展第三产业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啦,与国际接轨啦,最后总能与科学发展观挂上。由于事关投资、国土、规划、建设、工商等多部门,单靠一家是管不住的。需要中央发指示,国务院下命令。
第二,下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还有城市规划,可考虑给城市的发展划圈、设限。现在的情况,如中科院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所反映的,政府办公区、大学城、娱乐城等等,建到离城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大兴土木,大搞房地产,逐步形成新的豪华城区,使城市外延扩展,失去控制。划圈、设限,国外如美国等有成熟的经验,国内也有成功的做法,可以参照。
第三,房地产投机猖獗,与保有环节不征税有关。征物业税,需统一登记、统一评估税基。但现在的体制是分割登记,评估也不统一。物权法已经出台,方向已经明确,可以考虑进一步推动改革。建议将国土部门的土地登记和建设部门的房产登记都拉出来,包括林业部门的登记等,成立独立的登记机关,并进一步整合中介评估行业。如果部门分割一时解决不了,可考虑退而求其次,先出台土地财产保有税。出台的同时,需要对土地取得环节的税费加以清理、归并、精简。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境外热钱涌入,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贸易顺差大有关;贸易顺差大,与国内消费不足有关,也与引进外资有关(出口额的60%为三资企业出口);国内消费不足,又与分配政策和社会政策(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有关,等等。在热钱涌入,贸易顺差大,消费需求不足和引进外资的共同作用下,外汇储备过大、货币流动性过高,这是导致房地产热(包括股市热和其他许多问题)的宏观经济背景。房地产业的问题,只是整个经济机体患病的一个表症,而非病源。解决问题,固然需要应急性的对症下药,但更需要长远性的辨证施治。现在,分配政策和社会政策正在调整,抓住了关键并开始见效。下一步不可回避的另一个关键是,应按照中央关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对引进外资政策进行梳理、反思。改革开放近30年,外资的利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应当趋利避害,明确哪些可以大力引进,哪些应当限制引进,哪些坚决不能引进。
(作者单位:中国土地学会)
May 2nd, 2007 at 10:07 am
标题:国际”傻钱“逐利中国,股市房市变疯
孙 杰
近三年来,全国范围内房地产价格的猛涨让不少人开始怀疑可能有外贸进入房地产领域兴风作浪;最近一年,中国股票市场迅速攀升,让人们再次对外资流入股市产生联想;而通过分析最近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也可以窥见某些外资流入的端倪。
国际投机资本是赤裸裸的逐利资本
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的专用名词,本来是描述货币与资产之间转化的方便程度。完全的流动性自然就是指现金了,因为它可以最方便地转化为任何一种资产而且不会受到任何价值损失。因此,当我们说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性过剩时,讲的就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充满了迫切寻找最大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这就好像一旦我们把钱投入股市,我们最迫切的就是要找到一只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股票一样。当然,在广义的国际资本市场上,投机资本的投资范围更大,而且由于这些资本难于统计,行踪诡秘,常常让人难以察觉其流向。至今,人们只能从上个世纪末美国的新经济股票泡沫、到此后的石油价格飞涨中隐约揣测到它们的行踪。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依然以最典型的资本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惟利是图,不计后果!在它们身上,货币资本流动性强的特点也表现得最突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今天,它们可以迅速涌入一个国家,在获得最高回报后又冷酷无情地迅速离开,哪怕给当地留下一片狼藉和灾难。因此,这些投机资本又常常被形象地称为“热钱”,迅速投机获利并完成倒手撤离。从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3年摩根斯坦利在香港股票市场的疯狂炒做、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无一不是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灾难。尽管在危机发生以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就已经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但毫无疑问的是,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冲击,这些问题和隐患可能不至于在一夜之间凸现而造成巨大的波动,甚至还有可能在此后的发展中被逐渐化解。
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的实业资本在投资项目选择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行业范围。尽管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实业资本投资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实业资本对行业外的投资一般都非常谨慎,前期一般会做比较深入的行业市场调研,而且决策以后投资的相对规模较小,一般属于直接投资,投资期限也比较长,其目标往往是提高在资本流入国某一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困此在投资初期,为了在当地市场树立品牌,建立营销网点,往往有承担亏损的准备,而市场占有率的目标达到以后,与资本流入国经济的融合程度相对也比较高,常常可以带动当地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提高。相比之下,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虽然在进行投资前也会进行长期的宏观形势判断和跟踪,但是一般属于大规模的间接投资,由于投资目标是以短期金融市场盈利为主,相对简单,而且要把握市场时间,因此决策比较迅速,投资期限短。由于投机资本是以追逐短期市场盈利为主,因此对资本流入国实质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投机资本兑现之后的迅速撤离,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和损害远远大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
当前国际资本的可能动向
敏锐捕捉东道国金融市场机会是投机资本的核心,因此尽管它们的事前分析重点也离不开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但是其盈利点却在于短期的市场波动。1992年的英镑危机如此,1994年和1997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世纪之交的美国新经济泡沫和近年来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波动也是如此。而且,出于资本不断追逐利益的本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热钱也会不断寻找新的投机机会。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元不断贬值、欧洲经济增长依然相对乏力的背景衬托下,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的调整,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逐渐引人注目,良好的经济增长预期空间和投资机会也开始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注意。尽管与欧洲快速发展、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亚洲资本市场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恰是这种预期收益和风险也提供了诱人的机会。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已经成为一种市场预期,似乎也为投资亚洲资本市场提供一定的保险系数。因此,如果说从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到欧洲的资金主要是以稳健投资为主的话,那么流到亚洲的资金则更多地具有投机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中,亚洲国家的货币也真的开始升值了。市场预期的迅速兑现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本身又是与市场投机密切相关的。
尽管当前亚洲货币面临的是升值而不是贬值的压力,但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普遍对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贬值压力可以引来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升值压力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看好经济增长而大量流入,导致国内出现经济泡沫、货币升值打击出口,从而最终使经济基本面因素恶化,外资抽逃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国际投机资本与跨国公司实业投资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明确的行业范围。作为赤裸裸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它们以股权投资为主,只要发现某国存在可以盈利的行业,就会大规模涌入。一般来说,由于房地产项目以银行贷款为主,不需要全额的资金投入,具有明显的财务杠杆效应,使得实际资本收益率一般很高,而且,房地产供给相对有限,经济增长以后往往可以导致房地产价格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上涨,因此,房地产投机虽然期限比较长,但投资收益相当可观。从新兴市场的经验看,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的形势以后,股票市场就会随之上涨,而且相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国际投机资本在股票市场上进出更加方便,炒做由公司预期收益决定的股票价格也更具有想像空间,上涨也更容易。因此,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国际投机资本最偏爱、最熟悉、最方便运作的领域。
国际投机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
显然,国际投机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是以资本项目开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资本流入国允许国际资本以直接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的名义流入国内,这些国际投机资本才可能方便地流入流出,完成投机性投资的全部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不少东南亚国家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解除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1992年英镑危机前的英国、1993年的香港、1994年的墨西哥情况也大体类似。
当然,从投机资本的操作上看,为了达到投机的隐蔽性,即使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其流入也常常采取隐蔽的方式。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对冲基金举借泰铢主要是在离岸泰铢市场完成的,也就是通过其他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获得泰铢资产的,从而逃脱了泰国政府的监管。即使是对于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由于过度的自由化和管理上的放松,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东南亚国家在进行形势判断以便进行决策时面临的最大问题竟然是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外资停留在国内,因此也就无法确定未来还有多少外资会流出,货币还有多大的贬值压力。而香港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尽管港币的开放程度很高,属于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出入境限制很少,但是港币的国际化程度却很低,也就是说只能在香港的金融市场上才能借到港币,这样,当国际投机者试图借入大规模港币的时候,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就能很快地从香港货币市场的波动中察觉到国际投机者的意图,从而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中国当前的情况与上面的例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货币在经常项目交易下的自由兑换以后,对一些重要的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还进行着比较严格的管制。其次,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很低,人民币资产的金融工具也非常有限,难以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因此,当国际投机资本试图进入中国进行投机性投资的时候,除了QFII等少数合法途径外,不得不大量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或者说是违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根据国内有关部门在多年前的调查和研究,违规的资本流入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在经常项目交易下的违规流入,主要是采取借我国经常项目下外汇交易的自由化转移外汇进行本来属于资本项目下的投机交易来规避管制。例如,可以通过高报出口额,使高于实际出口价值的资金合法流入国内,甚至通过虚假出口贸易合同将资金以贸易款或者预付货款的形式转移到国内。与此相类似,跨国公司内部通过制定高于实际出口的转移价格将超额部分的资金转移到国内合资公司账上。另外,也可以通过个人携带外汇或地下钱庄将外汇带入国内,然后借助个人外汇在国内自由兑换的规定将外资转换成人民币进行投资,等等。近年来,随着国内反洗钱制度的逐渐完善,大额外汇交易和转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违规资金流动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
在资本项目交易下违规资金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假借合法资本项目交易将外汇转移到国内以后再转换用途,进行投机。例如,通过跨国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向外方股东借款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内;或者利用某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假以外方投资的名义,实际签订的却是向外方融资的协议,甚至辅以国内银行信贷支持外资企业的日常经营,最终使得外资可能用于国内市场投机;或者违规将从国外的实际收付在账目上依然保留为应收款,实际资金通过地下钱庄入境以后进行其他投资;或者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注册的时候进行虚假验资,将资金实际用于市场投机。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违规的外资流入,或者与逃避我国财务制度中有关银行转账的规定、通过现金往来的洗钱犯罪有关;或者与外汇管理中的一些不完善有关。而外汇管理方面的不完善,有些是体制上的问题造成的,但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因素造成的。
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更值得我们警惕。
首先,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最终会在外汇市场上形成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增加人民市升值的压力。然而,这种升值压力与经济增长自然形成的升值压力不同,是一种虚幻的升值压力。如果在这种压力下人民币过度升值,无疑将会打击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损害实质经济基础。此后这些投机资本的流出又会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从而给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波动、冲击甚至是危机的风险。
其次,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兑换成人民币以后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流动,造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国内经济形势出现过热的倾向。中国人民银行被迫买入美元也使得外汇储备出现虚高,而国际投机资本流动性大的特点也增加了外汇管理的难度。为了抵消通货膨胀的压力,防止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不得不减少其他方面的货币投放,这就降低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在目前主要依靠发行央行票据控制货币供给的情况下,也增加了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成本。
再次,由于国际投机资本大都是通过违规方式进入国内的,因此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国际收支的统计误差只能大体反映国际投机资本非法进入国内的数量,而以合法名义进入国内市场的具体数量在没有非常详实的数据记录和分析的情况下只能进行主观的估计。这种情况与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窘境比较类似,政府即难于进行准确的形势判断,更难以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在中国加大力度实现我们加入WTO后对外开放承诺的同时,必须要加强对贸易外汇收支背景情况的管理,在方便多数守法合规企业经营的同时,重点检查公司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加强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监管;在方便个人外汇交易的同时,加强对个人经常性转移的监管,还要规范资本项下外汇交易,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加强和改进外债管理,鼓励和引导境内机构更多地使用国内资金;积极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实施监管,配合反洗钱措施,重点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和非法外汇交易实行严密监测,进一步提升外汇管理电子化水平,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有效防范风险,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和方式,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4期《世界知识》)
May 2nd, 2007 at 10:08 am
标题:凶猛外资搏杀中国农业
美刊认为,外国农业技术公司完全有条件满足中国的需求,并从中牟利。与此同时,资金充足的海外食品加工公司和零售商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而这是国内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
中国的农民需要各种各样的帮助。他们不仅缺乏资金和技术而且环境因素对他们也不利。中国的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然而农民既没有设备来应对这一变化,也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
中国农民必须用仅占世界可耕地10%的土地,养活世界1/5的人口。分析家们说,中国人均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果保持目前的用水量,那么到2030年,中国人均水拥有量将低于国际上规定的水危机标准。在中国,农业用水占到了整个用水量的70%,要想避免灾难的发生,或许只能通过提高效率。
商机无限
外国农业技术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机械化、农业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因此他们完全有条件满足中国的需求,并从中牟利。与此同时,资金充足的海外食品加工公司和零售商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而这是国内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
仅缺水问题就能给那些有对路产品的公司带来无限商机。
美国灌溉设备商林赛制造公司的一位经理说:“从长远看,缺水成为我们业务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中国北方,要想大规模发展机械化农业,灌溉是必不可少的。”
提高效率和发展技术可以节约用水,并增加产量;收割机械化可以大大提高收获量,同时还省时省力;新品种家畜可以提高产值;优质化肥和杀虫剂可以抵御病虫害。
但是很难向广大农民推广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仍在沿用父辈的老方法来侍弄他们的小块土地,而那些引进了现代技术的地区,农民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
熙可公司的一位农业工程师说:“刚刚与一家农场签订合同,我们就必须马上派去农业工程师和外国专家,对农民进行培训。要想改变农民的观念非常难。你必须树立榜样,让他看到这一切很管用,之后他才会按照你的指导去做。”
此外,由于土地权不得转让,许多重要技术很难推广,因为这些技术只适合于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的大型农场。
食品加工业正在改变农民们的种植方式。由于批量购买农产品的食品加工商与产品出产地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销售商和批发商的地位受到削弱。
小处着眼
一位农民一旦与嘉吉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签定了远期合同,他就知道自己的收入有了保障,就更愿意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在他的土地上投入资金,这是促进技术发展的最有效方式。对跨国公司而言,它可以控制成本和质量,在诸如选择杀虫剂和化肥等问题上向农民提供指导。正是质量因素,促使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大量出售增值产品的零售商也打入了远期合同市场。
虽然加工商和零售商可以与大型农民团体达成采购协议,但是指望打入中国庞大的农业部门的外国农业技术公司需要从小处着眼。
德国大型化工公司巴斯夫公司也许会斥资研发它在中国出售的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而这些产品的单位剂量可以小到10毫升。巴斯夫公司北亚农产品公司的主管格茨•里特纳解释说:“我们的大多数产品都卖给了拥有土地不到1公顷的农民。”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农药市场占到25%的份额,但是随着严厉的管理条例即将出台,里特纳认为,海外公司更高的技术水准将使它们得以迅速拓展,从而影响到当地公司的利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市场之一,但或许也是最四分五裂的市场:有数不清的地方公司在县一级为农民服务,但它们甚至连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家化肥厂都搞不清楚。
中国化肥使用量的年增幅达到了6%,而这样一个市场在去年底对海外公司开放,外国公司渴望以它们技术上的优势获取利益。
中国的乳品加工业正在迅速发展壮大。由于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养成消费更高端乳制品的习惯,因此家畜的质量大大滞后。加拿大养牛协会说,喂同样的饲料,北美奶牛的产奶量几乎是中国奶牛产奶量的5倍。
这种差距导致中国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牛的遗传物质。中国曾每年从加拿大进口价值1700万美元的公牛精液和胚胎,但2003年艾伯塔省出现疯牛病,促使北京取缔了进口。中国直到2005年底才恢复了该类产品的进口,但种种限制性规定要比以往严厉得多,然而动物基因物质的贸易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潜力甚至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大。美国农用药剂和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公司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发这个市场。
孟山都(中国)公司负责市场开拓的一位经理说:“眼下,我们在中国的利润大部分是销售农药带来的。但是今后我们的重点将转向种子贸易。”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4月3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
May 2nd, 2007 at 12:09 pm
标题:民国初满族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心理变动
民国初满族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心理变动
19世纪的中国,封建统治无可奈何地步入衰微,其腐朽性和反动性进一步加剧,而世界性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正如火如荼。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割地求和的卖国条约,使得人民对清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应运而生,意图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开始阶段,民族问题就不可避免要放到革命者的议程里。“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为纲领。这个纲领的正面意义是推翻清朝统治,取消满洲特权;其负面影响是以‘驱除鞑虏’来‘恢复中华’,在取消其特权时出现对满族的歧视。这个口号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舆论宣传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都被扩大化、政治化。这些宣传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歧视满族的现象。”
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政治上,满洲的八旗军队被解散,贵族学校被撤消,民族的特权被取消。经济上,满洲官员没有了俸禄,八旗兵没了饷银,满族百姓甲粮被停发,王庄旗田被丈放。在住区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族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免除,皇城围墙被拆毁,旗人住区被冲破,逐渐出现各民族杂居局面。这样,满族终于从清朝时候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权民族,沦落成为了中华民国中的一个普通的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民族。
这个时候的满族人民,尤其是北京的旗人,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民族歧视和生计困难。实际上,早在民国之前,北京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非常窘迫,据清末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记载,当时“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困苦万状。即在城内者世家骄侈无度;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又限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可见无论什么时候,遭受苦难的都是下层劳动百姓。对北京旗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困苦并不单单是在民国之后才出现的情况,只不过民国期间除了生活上的困苦之外,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痛苦。正是因为有了民族歧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更难解决。另外民国之后,原先的上层旗人也逐渐失去了经济和政治优势,沦落到底层中来。有的即使还有经济上的优越,但是政治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就更容易遭受到歧视。
关于民族歧视问题的记载很多。民国初年,虽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但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以及民族的偏见,各种书报刊物充斥着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排满的情绪,满族人的地位和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很多满族同胞被迫改变姓氏,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
生计困难则是满族家庭必然面对的问题。由于满族旗人在清朝受到严格的八旗制度的束缚,同时也有着“铁杆庄稼”的待遇,因此没有太多考虑到生计问题,而且即使考虑也无法解决。但是民国之后,满族的特权被取消,八旗制度被撤消,钱粮被消除,这样满族旗人的就业问题就异常严峻。满洲八旗原来“不农、不工、不商”,但是后来为生计所迫,许多人却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这也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转变过程。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沦落到典卖祖产度日,但是毕竟还可以依赖祖产混口饭吃。底层百姓的生活就更为悲惨,有的去拉洋车,好一点的,则以原先自己玩弄的手艺去谋生。许多女孩子都不得不沦为娼妓,其时社会学一项调查显示,北平暗娼很多,其中大多数为满族人。
在中华民国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西四广济寺会见北京各界旗人代表,指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减少流血,是与广大北方旗人的顺应历史潮流分不开的。”关于旗人生计问题,他说:“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话虽如此,旗人的生计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和当时社会上的排满情绪有着很大关系。
根据满族旗人的回忆,在民国时期,满族旗人的生活问题大多依靠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大有家底者,移居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商埠经商,冠汉姓,更新名,同时创办银行,经营各种公司。原来的政府官员大多有一定文化,且出身于书香门第,社会经验也多,获得推荐,继续在民国政府机关作小职员,或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有的祖传行医。有祖产者,吃利息;相当一部分人卖力气,稍有社会经验的,成为警察,勉强过活;有力气的拉车夫。无力气的做小买卖。最后实在万般无奈,只好去当兵。”
另外一则回忆讲到:“辛亥革命后,舆论中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宣传,社会上排斥满族、歧视旗人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绝大部分满族平民百姓,不得不从此长期地隐瞒起自己真实的民族成份,并开始冠以汉姓。我们的家庭也在其中之列。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平等,必然导致经济上的艰苦和更多的灾难。在满族人民中间,又由于各阶层生活状况的不同,彼此缺乏相助,因此沉浮各异。普通旗人的平民百姓便达到了无依无靠的凄惨境地,很多家庭靠卖家当来度日。……我的祖父还算是他们哥仨中间的幸运者,因有些社会经验,又粗识文字,经过投考被征用为警察。”
本民族地位的变化和自身所处环境、所受待遇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当时的满族文人心态,作为满族的知识分子,满族文人的心灵痛苦就更加无法言说。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态来。
民国时期的满族作家儒丐的小说《北京》就比较细致地记录了当时满族生活的困窘。作品把主人公宁伯雍在《大华日报》当编辑的五年生活,连成一串串故事,充分描绘出改朝换代后北京社会的千奇百态,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复杂情感。小说第一段开头交待时间为“民国元年二月”,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旗人生活。
在作品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北京满族旗人在辛亥革命后受到冷落,遭受歧视,生计无着,不得不更名换姓,更改民族出身,自谋出路。小说的一开头是主人公宁伯雍留学回来正好辛亥革命发生,清朝政府被推翻,自己失去了清正府原来的依靠,不得不进城谋生,从而在路上和洋车夫德三有一段对话:
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跛脚德三……如今都落得拉车了,落魄的很。”伯雍说:“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腆着脸活着呢。”
“固赛呢亚拉玛”为满语,意思就是“旗人”,这些旗人都无颜面对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失落。正如德三所说,连王爷都是厚着脸皮讨生活,普通人就更不用想了,生活境遇之悲惨可想而知。伯雍单凭一个姓就知道了德三的旗人身份,从而可以推导出当时旗人更改姓名的普遍。
小说中有不少内容,描绘了八大胡同各式妓女的生活与她们的苦痛心情,通过她们惨不忍闻的悲剧故事,作者以人道精神,对社会不断予以激烈抨击,其中就说到了满族旗人的女儿去做妓女的现实。在小说中有个小女孩子叫做桂花:
桂花的母亲,嫁的倒是一个旗下当差的,生了桂花一个闺女。革命以后,桂花的父亲死了,家里日月本来不宽裕,自丈夫去世,更是柴米无着了,娘儿俩个,天天在穷愁里活着。(这个时候,桂花母亲的亲姐妹老黄劝说其让桂花去做妓女)桂花的娘说:“咱们终究是皇上家的世仆,当差根本人家,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老黄道:“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喳崩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如今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有钱的忘八都能大三辈,有人管他叫老祖宗。你看,隆裕皇太后,若在好年头,他不是老祖宗么。如今谁还理他,那窑子里的女掌班,差不多都是老祖宗了。当妓女的,竟敢起名叫龙玉,暗合隆裕二字的声音,听说是个议员替这个妓女起的,寓着革命的意思。如今什么事都大翻个了。”
旗人生活如此,那么心态上的冷落和萧瑟,也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忍不住就发表了自己的议论:“自革命以后,北京土著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儿女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当职业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是无可奈何。这些心理变动,对汉族作家和读者来说,一般是体会不来的。
文章中,还有旗人街头被任意羞辱的故事:
(伯雍)走到近前一看,却是一个贫寒的老人,蹲在墙根底下,低着头,一语也不发。他的衣服很褴褛的,他应当头顶上还带着小辫,他的头发已然灰白了,脸大概许多日没有洗了,他的额纹由上面一看,便如一块小鱼鳞,板皱得很深。在那老人的左右,一边站着一个男子,各约三十来岁,在左边那一个,一张黑黄脸,配着他鼠目狼腮,一望便知是个地痞,穿章打扮带着一身恶棍的恶习……不干不净的问那个老人说:“你是怎样,你到了没钱吗?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起孙子来了。今天有钱还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
文中地痞的话,应当说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汉族人的心态,而实际情况也是大多数人都是在看热闹,只有宁伯雍看了之后非常气愤而施以援手,痛斥这两个无赖,说:“你是要帐呢?你是骂人呢?他该你钱须不该你骂,何况你又把旗人都拉在里头,旗人现在虽然没有势力,你有权利辱骂么?”这也表明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到旗人开窑子、做盗贼这些为人不齿的猥琐生活,这些都是民国初期北京城旗人的真实生活景况,所以作者才有了如此多的感慨。作为一个旗人作家,他心中的痛苦自然是无法言说的。而满族旗人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中,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社会的态度,从而使得整个民族在20世纪前期进入一个精神上的压抑阶段。这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使得满族文学在20世纪表现出独特的形态和心态,成为中华文学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满族文学在表现本民族文化心理上,也有着和20世纪中华文学比较起来自己非常特别的地方。通过对中国现代、当代满族作家作品的分析,可以大致反映20世纪中国满族的文化心理流程。
May 2nd, 2007 at 1:07 pm
标题:当初没把旗人都杀掉就够意思了。 丫还想反不成!
看人家英国国王,这么就还万民爱戴着呢!
八旗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May 2nd, 2007 at 1:41 pm
标题:海归网上华为的员工乃至于管理人员都不少,不妨谈谈自己的看法
看到后来,已经不是对华为的不满,而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的不满。这是代表着劳方,哪怕是高科技行业的劳方,对驰骋中国和世界市场的资方,哪怕是民族产业。所发泄的强烈不满。
我先不说自己的看法。这种过程我见的太多。漂亮话谁都会说,而不管再漂亮的话,在某个人群那里总是会受到抵制。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充分地、公开地争论,把各方的依据和论证都摆出来。二是实践。划出不同的实验区,各自按照不同的理念去实施。实践的结果是最雄辩的,不需要废话。这就是当年邓伯伯的“不争论”策略。实践的结果出来了,一比较,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这个时候即使所谓的表决,不管是以手投票还是以脚投票,都水到渠成。正如现在有人说北朝鲜好,那么请君入瓮,没人拦着你去那里生活,工作,战斗在主体思想的光辉照耀下。
现在的当局禁止公开、自由的争论,无非是害怕弱势群体受到煽动。社会低层确实是容易受到煽动,而他们人数最多,地位最低。但是如果在中国的国界内有对比分明的自由选择,我相信他们其实是不傻的,知道怎么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而且也对全民族最有利的地方。
May 2nd, 2007 at 1:56 pm
标题:北京学者:中国工人已沦为弱势群体
于泽远(北京)
五月一日是劳动者的节日,中国官方媒体却再次发出“明天谁来当工人”的忧思。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从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到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中国普通劳动者过低的收入和地位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不久前有报道说,上海只有0.1%的学生愿意当工人。虽然有人质疑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但城市中的青少年普遍不愿意当工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上海市曾经辉煌的330多所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如今只剩下20多所还在招生。
“能做白领,当然不做蓝领。”坐在办公室里的李蓉精神焕发。对于刚刚获得的一家运动衣公司人事专员的工作,她十分满意。 她说: “还有0.1%上海小孩愿意做工人?我觉得可能0.1%都不到!”
李蓉1997年从技校毕业。按理应该成为一名车工的她,10年来换了好几次工作。但她宁肯待业在家,也不愿去做工人。“工人工资低、地位低又辛苦,做车工学徒时,我手上都是钢水烫的泡。”
李蓉同班有20多名同学,刚毕业时,有几名学生进工厂做工,工资最高也不过900元人民币(177新元),最后都相继转行了。“据我了解,我们班一个做工人的都没有了!”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官方在宣传上不断高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口号,工人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也和干部相差不大,而且城市中学毕业生必须先上山下乡劳动几年,然后才有参军或被招工的机会,因此城市中小学生的理想基本都是当工人或当兵。来自农村的学生则只能回乡务农,当工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大锅饭”被逐渐打破。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收入和其他阶层越拉越大,曾让工人阶级感到抚慰的各类政治口号也被抛弃。只有那些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更体面”工作的人才被迫去当工人。
农民工成工人主体
1990年代后,随着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逐渐成了工人的主体。如今,在上海“苦脏累险”岗位上工作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纺织厂的挡车工、码头的装卸工、建筑工地的泥水工、环卫的清扫工,农民工都占90%以上,有的甚至接近100%。
人民日报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陆学艺说,目前农民工在工人中的比例,大约是60%到70%,但是工资水平太低。将产业工人再生产的责任,都推给贫穷的乡村,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还能可持续发展吗?
另一方面,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成为工人主体,也使在理论上仍然“领导一切”的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说,99%的人不愿意当工人,这是现实教育他们得出的结论:工人社会地位低,当工人的权益被侵害,政府往往不站在工人一边;工人的工资得不到保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没有落实。一旦当了工人,就注定了自己愁苦终身,而且延及后人。面对这样的现实,不愿意当工人正是最自然的选择。
文章呼吁官方通过完善法规,保护工人的利益,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只是通过社会竞争让一些人被迫当工人,只能催生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
May 2nd, 2007 at 3:25 pm
标题:此帖违反版规,请酌情处理
谢谢.
May 2nd, 2007 at 4:09 pm
标题:华为的员工不让上网的
May 3rd, 2007 at 10:21 am
标题:这世上是该有弱势群体呆的地方,
不过也许不是华为。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兵的。不过中国不能没有军队。
多样化是不错的方案。
爱养猪的,你们应该去呼吁降低养猪业的进入门坎。而不是怪军队待遇不好。
May 3rd, 2007 at 5:31 pm
标题:那是国内的研发团队
海外市场的人非常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当地领导拍脑门
还无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