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

施燕华，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20世纪70—80年代长期为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本文据采访施燕华同志的记录整理。

1980年8月21日、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

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我有幸担任这次采访的翻译。这是我翻译生涯中最具挑战性、

也最重要的一次任务。邓小平的睿智和风范令我至今难忘。
法拉奇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她曾

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法拉奇写的采访文章在世界各大重要报纸刊登，很有影响

。她对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刨根问底，穷追不舍，有时甚至到了尖刻、失礼的地步

。正因为法拉奇的这些特点，她多次要求采访邓小平都被我方主管单位拒绝。但她不

达目的绝不罢休，去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那儿“走后门”。佩尔蒂尼是法拉奇父亲的

朋友，当时刚好要访华，法拉奇就以此为理由说：“我帮你先去造舆论。”佩尔蒂尼

几次找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说这件事情，使馆立即向国内报告，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很

快就批复同意。
1980年8月20日下午，我接到通知，下午到民族饭店见法拉奇，为她第二天采访

邓小平做准备。法拉奇是个高个子，着装随意，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

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说要让世界得到

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觉得要了解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本来法拉奇要求采访两次，我方没有同意，只允许她采访一次。这次接见的安排

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

，而且可以发表。可这次不行，因为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所以，这次会见时，

中国摄影记者拍了几分钟的照片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

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就我们五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实，第一

次坐下来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她对采访能否成功，心里也没底。似乎为了给邓小平

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

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

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

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

巴掌的。”邓小平说：“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第一次谈话

基本上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进行的。
作为西方记者，法拉奇对毛主席有不少错误的认识，所以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

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

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

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

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列

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一些“左

”的错误。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

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

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

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

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

像很不理解，她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赫鲁晓夫极好。在谈话中，她与邓小平争论

起来。法拉奇最后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

质，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

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邓小

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法拉奇对邓小平关于斯大林的评价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我有一句话，希望

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
这句尖刻的话使会见厅的空气瞬间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样

挑衅性的问题？真不懂事！而且还很不礼貌。我很担心邓小平听了会不高兴，但是作

为翻译，必须忠实地表达对方的意思。邓小平听了后，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

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

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之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

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一场关于赫鲁晓夫的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主席领导期间，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几起几落，

但他仍那样尊重毛主席。法拉奇忍不住问：“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

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

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可丝毫不留情面，继续追问：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

，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邓小平坦然地说：他是说

过这些话。不过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也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

的意见。这是因为他后期有家长作风，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

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又转到邓小平的个人生活问题上来，她问：“您在江西做什么？”邓小平

答：“一天劳动两个小时。”法拉奇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

，气愤也不解决问题。“邓小平还说，是毛主席保护了他。在江西，毛主席安排人负

责他的安全。
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

的。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本人和

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枉，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

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整个谈话中，邓小平从不谈自己对革命的贡献。法拉奇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

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笑了：“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
在第一次谈话结束前，法拉奇还不知道邓小平会同意她再谈一次，她有一个问题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

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邓小平似乎觉得这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他笑着回答：“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

的工作。”他进一步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

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法拉奇想知道邓小平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邓小平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够对

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第二次指着法拉奇的笔

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

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第一次谈话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十二时十分。双方交流十分快捷、畅通，不知

不觉到了吃饭时间。邓小平似乎言犹未尽。他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

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他可能觉

得关于毛泽东的评价们问题还没谈透，所以主动提出来再谈一次。法拉奇喜出望外，

我看她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连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邓小平重

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那小平高

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

奇连忙说：“精彩极了！”
4个多小时的谈话，气氛确实比较紧张，法拉奇的提问咄咄逼人， 有时还打断邓

小平的话．但邓小平驾驭着整个采访过程。他从来不回避问题，很平静地、坦率地对

所有的问题都给予简明扼要、一针见血的回答；也没有显示出不耐烦、着急或生气，

即使是最令人尴尬和不礼貌的问题，邓小平也只是一笑了之。手这么一摊，甚至大笑

。
法拉奇对这次采非常满意。当年8月31日、9月1日，西方各大报纸都连载了法拉

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法拉奇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

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同年9月，法拉奇写

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采访，在信尾她写道：“采访（邓小平）是我的宿愿。我曾经

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2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