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3rd, 2007美国已经成为“监狱国家”?
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
卢瓦克•瓦关
“自由世界”的监狱已经爆满，其中最为爆满的，是美国监狱。在过去二十内，由于贫富不平等的加剧，美国大肆求助法律和秩序的效力，导致刑事惩罚的加重。遭受最大的打击的，是那些被排除在“美国梦”之外的人们。美国一直在缩减社会福利的预算，美国制度的设计，本来就不打算给穷人提供教育、照顾，也不会为他们提供住房和足够的食物，但为了控制和关押这些穷人，美国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辞。一些人以所谓“现实主义”和“与不安全作斗争”为由，主张“以眼还眼 , 以牙还牙”，将穷人等同于罪犯来处理。这种美国模式现在已经推广到国际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这个模式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左派的领袖，尽管众所周知，监狱并非惩治犯罪的唯一途径。
现在，欧洲的政治精英、商业老板和舆论领导人们，就如同在战后的特别时期那样，把着迷和羡慕的眼光投向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优秀表现。据说，美国繁荣和解决大规模失业的秘诀非常简单，就在于减少政府干预。不错，美国，以及紧随其后的英国、新西兰，削减了社会福利开支，减少了有关雇用和解雇（这是最主要的）的限制规定，从而建立就业和国籍方面的“灵活工作”模式。摧毁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吹者，轻而易举地声称“灵活化”带来了财富和就业的增加，但他们对其压低工资的后果缄口不言：具体说，那就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种族隔离、犯罪，以及公共机构的衰败。
但这种状况还不足以衡量美国正在作为模式提供给世界其它国家的无保障体系中的社会及人文代价 [1] 。还存在其社会学对应物：社会下层被抛向由警察和罪犯构成的天罗地网之中越来越难以逃脱，靠着这种牺牲，公共机构的繁荣似乎对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失败来进行弥补。随着社会福利国家因人为因素而衰败，警察国家日益繁荣，这是社会保障被削弱的直接和必然结果。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社会及种族的态度发生彻底改变以来，美国刑事处罚的变化趋势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显著的因素：监狱内人数的增加，对在监狱系统边缘越来越多的人数的控制，联邦和州两级刑事处罚机构的膨胀，以及黑人狱者数量的持续增长 [2] 。
在监狱体系的所有三个等级上（城镇和县监狱、五十个州的中心监狱以及联邦监狱）被监禁人数急剧地增长。六十年代美国监狱内的人数一直在缓慢而持续地（以每年 1% 的速度持续了十年）缩减，以至于到１９７５年为 38 万。当时人们所谈论的是要清空监狱，监狱应被取代，监狱应该只为那些构成严重威胁的人准备（约占监狱内人数的 10% 到 15% ）：甚至有些人大胆预言监狱即将不存在 [3] 。
然而趋势却急剧而又戏剧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十年后监狱人数增加到 74 万，到 1995 年超过 160 万。九十年代期间，监狱人数以每年 8% 的速度增长。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十五年内监狱人口增加三倍的增长是史无先例的。这使美国远远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因为 1997 年美国每 10 万个人中就有 645 人被扣押，这个数字是 1973 年水平的五倍－－比欧洲联邦各国高出六至十倍（见表 1 ） [4] 。甚至种族隔离统治时期的南非被投入监狱的公民的数量也不及时下的美国。
表１：被监禁人口的种族构成
每 10 万成人中的入监人数
1985 1990 1995 黑人 3544 5365 6926 白人 528 718 919 差别 3016 4647 6007 比率 6.7 7.4 7.5
资料来源：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7.
有 540 万美国公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系统内工作。加州的教育和公共健康不久之前曾居美国之首，但现在它是监狱的盲目崇拜者，该州的州级监狱人数从 1975 年的 1.73 万增加到 1985 年的 4.83 万，且到了 1995 年，已超过 13 万。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再加上县级监狱人数（单洛杉矶的监狱人数就有 2 万），则总人数竟然达到 20 万，相当于法国一个大省城的人口。世纪之交，美国刑事处罚的帝国统治的特别惊人的扩张超过了“把人关押起来”的范围。它还涵盖了那些获得假释或缓刑的人。扩张监狱容量的速度赶不上被判刑的人流大潮的增长，因此造成维持在监狱体系边缘的人数增长甚至比在监狱内的还多。
1995 年有 310 万人获得假释， 70 万人获缓刑，总数接近 4 百万，即在 16 年里大约增加了四倍。因此， 1995 年有 540 万美国人被监禁或受到监狱系统的管制，占 18 岁及其以上男子人数的 5% ，每五个黑人男子中有一人包括在内（其原因在下文会加以澄清）。
而且，除了可能的间接处罚之外，如不准离家的软禁或类似兵营式的基地（惩戒性禁闭中心）的羁押，强化的假释以及电话或电子监督（使用手镯或其它技术上的新玩意）等，由于能提供许多远程监视新途径的数据库的增加，美国刑事处罚系统已能将其魔抓伸得特别远。七十至八十年代期间，执法行政署（负责预防犯罪的联邦机构）鼓励警方、法庭和监狱当局建立中心化及计算机化的数据库，从此后这种数据库泛滥起来。
美国刑事处罚系统中的“拘捕”和“查看”功能之间新的协同作用 [5] 意味着现有多于 2.5 亿的“记录”（在十年前只有 350 万）监视着大约 3 千万人，这接近三分之一的所有成年男子人口！数据库不仅可以被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归化局（负责警管外国人）及社会服务机构所查看，而且可以被个人和私人机构所查看。顾主通常用数据库来筛选掉那些试图找工作的的前狱中犯人。假如数据经常是不正确的、过时的、有关细枝末节的，或干脆是不合法的，会怎么样？事实是：不仅罪犯和犯罪嫌疑者，而且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和整个邻里，都会成为警察和监狱系统的监视目标 [6] 。
对监狱的贪婪既依赖于、同时也诱发了联邦和地方刑事处罚机构的惊人扩张。由于是在公共部门正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的时刻出现，这种扩张愈发令人注目。在 1979 至 1990 年间，美国各州在监狱操作上的花销增长了 325% ，在建筑上的花销增长了 612% －－这就是说，比国家的军用开支增长得还要快，尽管后者在里根和布什的管理之下已享受特别优待的地位。
自 1992 年以来，四个州拨款一百万的美元以上用在监狱开支上：加利福尼亚州（ 32 亿美元），纽约州（ 21 亿美元），德克萨斯州（ 13 亿美元），佛罗里达州（ 11 亿美元）。 1993 年，美国总计花在监狱上的钱比法院系统要高出 50% （ 320 亿比 210 亿），而十年前，二者的预算水平相同（大约 70 亿）。
然而监狱扩张政策并非共和党的专利。在过去五年来，克林顿总统一直宣称他为给“大政府”划上句号和联邦政府改革委员会而深感自豪，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他的继承人副总统戈尔，他一直忙于削减公众部门的项目和岗位。同时，新建起 213 所监狱－－这个数字尚不包括那些私人监狱，自从成为向私营开放的部门以来，私人监狱已经成为可大获其利的一个市场（见“私营监狱的繁荣”）。与此同时，联邦和州一级监狱的雇员数目就从 26.4 万增长到 34.7 万。根据官方调查，这使得监狱官员的训练和雇佣是过去十年内政府活动计划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资金只能从其它地方来。当出现财政紧缩的时候，提高监狱及其雇员开支的唯一途径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的开支。一个既成事实是，美国选择了这样的措施：即为穷人修建拘留所和牢房，而不是诊所、日间托儿所和学校 [7] 。例如，自 1994 年以来，加利福尼亚洲管教部（负责该州关押刑期在一年以上的犯人的监禁中心）的年预算比加州大学的还要高。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于 1995 年建议的预算实际上是裁减一千份高等教育工作，挪出资金用于支付 3,000 名狱吏的开支。这一决定给公众的钱包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监狱雇员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监狱看守”的工资比大学讲师高出 30% 。
随着监狱部门的繁荣，带来了美国刑事处罚系统的横向扩张，及随其而来的拘留和管教容量的增大。但是这一额外容量的主要“受益人”是穷人的家庭和地区，特别是城市中的黑人区。美国监狱系统的第四大趋势使这一点一目了然：黑人囚犯数目持续增长，以致在 1989 年，黑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占了美国监狱人口的大多数，尽管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12% 。
歧视性政策和作法
在 1995 年， 2200 万的黑人成人中有 76.7 万人被关押在狱中， 99 万人在假释中，其它有 32.5 人在执行缓刑－－一共 9.4% 的人在监狱系统的某个环节中被管制着。对于有 1.63 亿人口的美国白人来说，这个百分比据估计最多是 1.9%[8] 。以在押犯人总数而言，黑、白两类人群的差别为 1:7.5 ，而且这种状况在过去十年中持续恶化：每 10 万成人中的入狱人数，黑、白两类人群在 1985 年为 528:3,544 ，十年后为 919:6,926 （见表２）。对于一个男性一生中至少有一年在狱中服刑的几率而言，黑人为 1/3 ，西班牙裔人为 1/6 ，而白人则为 1/23 。
这种被犯罪学家委婉地称为“种族比例差别”的现象在年青人中表现更为突出，他们是把贫穷的人罪犯化的主要对象。年龄在 20-29 岁的黑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关在狱中，或在某个负责宣判的法官的监管下，或正在等候审判。在大城市中，这个数字实际上已超过 50% ，在城市贫民窟地区的一些地方超过 80% 。所有这些，借用越南战争中的悲惨记忆的一个形容词来表达，美国司法系统的运行可以被描述成针对年青黑人的“搜查和毁灭” [9] 。
欧洲“落在后面”：美国和欧洲 1993 年的入狱率（表２）
每 100,000 个人中的囚犯人数美国 546 乔治亚州
730 德克萨斯州 700 加利福尼亚州
607 佛罗里达州 636 密西根州
550 纽约州 519 意大利
89 英格兰 86 法国 84 德国 80 荷兰 51
资料来源：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96, and Council of Europe, Penological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19-20, December 1995.
犯罪的先天倾向最多只能部分地解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极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反映了警察、法庭和监狱的根本性的种族歧视作法。一个证据是：吸毒者中黑人占 13% （大致相当于黑人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但是因为毒品犯罪而被逮捕人数中有三分之一、因毒品犯罪而入狱的人数有四分之三是黑人。“向毒品宣战”的政策，以及放弃针对吸毒者的康复戒毒的目标、加强极度压制性的惩罚（如：广泛运用不准减刑的固定徒刑、三次犯罪后自动判处终生监禁、违反公共秩序罪则给以更严厉的惩罚）是监狱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10] 。
1995 年，十个拥有毒品或贩毒的初犯中有六个被判刑监禁。监狱是黑人受到“正面有差别待遇”的地方，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期间美国正在背弃“正面肯定行动”（美国的一项反对种族歧视的措施－－译注），“正面肯定行动”旨在减低教育和工作领域的种族歧视。
但是比所有统计资料都更能说明美国正在抛弃社会福利而转向强化刑事处罚的政策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它与新自由主义计划下的解除管制和公共部门的衰败并不矛盾，美国刑事处罚系统的显著扩张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它反映将贫穷犯罪化的政策，与之紧密配合的是强行实施无保障和低工资的就业，以及调整社会福利，使之更加具有限制性和惩罚性。当美国的监狱在十九世纪中期被制度化时，它被设计成控制不轨和无收入来源的人群的主要手段，多数囚犯是新近移民到新大陆的贫穷人群 [11] 。
今天，美国监狱系统扮演了相似的角色，专门对付那些因雇佣关系和社会福利的调整而被变成是多余的人或不再是“适者”，也即是萎缩中的劳工阶级和黑人。结果，贫穷变成了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用来巩固“灵活就业”，在这里，无技术的的劳工市场、城市贫民窟和“改革了的”的社会福利部门碰到一起。
用来掩盖失业的监狱系统
监狱系统直接有助于调节劳动市场的下层－－这种作法比任何社会行动或行政管理规则都要强暴不知多少倍。结果是人为地压缩失业水平，一方面强行把上百万的男子从寻找工作的人群中抽去，另一方面增加和监狱有关的商品和服务部门的就业。例如，据估计九十年代美国监狱使美国失业人数降低两个百分点。按照维斯顿和贝克特（ Bruce Western and Katherine Beckett ）的观点，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所积极散布的观点相反，考虑进欧美两个大陆监禁程度的差别，在过去 20 年中有 18 年美国的失业率比欧洲联盟要高 [12] 。
但是，维斯顿和贝克特告诉我们：监狱人数的急剧增加是一个双刃的武器：短期而言，它通过裁减劳动供给人数，使就业状况看好，长远地讲，必然使成千上万的人或多或少地失去就业的可能，从而恶化就业状况。
在监狱系统的所有层次上黑人都最大地、并且越来越严重地超乎比例的事实，展示了政府以贫穷作武器的政策的第二个功能：它取代了贫民窟作为控制被认为是犯罪和危险人群的手段，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和政治两种意义上的过剩人口了－－墨西哥和亚洲移民，他们都更容易管教。贫穷的黑人几乎从来不屑参加选举，国家选民重心肯定是转向了白人的郊区。在这个意义上，监狱只不过是将黑人、穷人与富裕白人相隔离的政策的最终表现，历史上出现的贫民窟，从来就是这种政策的手段和结果。
美国刑事处罚机构现在直接和负责“帮助”边缘人群的机构和项目相配合。而根植于刑事处罚机构中的惩罚精神，常常污染扩散到社会福利中去，并重新调节社会福利的目标和官僚机器；不管愿不愿意，监狱都不得不以其现有的的资源去紧急处理各种社会的和肉体的疾病，政府在其它地方都无法救治这些疾病。最后，预算约束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政治哲学的效果是：将社会福利和监狱推向市场。许多州，如德克萨斯和田纳西，已经把相当数量的囚犯监禁在私人监狱中，并把社会福利的行政复查责任承包给专业公司。这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是从黑人和罪犯身上赚钱。
那么，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商业－社会福利－刑事处罚联合体的确立，用来监视和惩罚那些拒绝服从新的经济秩序的人群 [13] ，建立在男女区别的劳动分工之上：刑事处罚部门主要针对男性，而福利部门监管妇女和儿童。同样的一拨人在这个基本封闭的圈子里被踢来踢去。
美国的经验表明：今天，如同在上个世纪末一样，严格分离社会政策和刑事处罚政策，或者进一步说，严格分离劳工市场、社会福利（假如仍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和监狱，就意味着我们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加以理解 [14] 。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无论在何时何地成为现实，都随之带来的是自由的丧失：社会上最贫穷的人，以及那些被排除在仅存的有保障的就业之外的人们，自由不是越多，而是越来越少，或者其实根本没有一点自由。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它背后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惩罚性国家的撑腰，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压迫性的家长专制的时代。
引用文献：
[1] See articles on "Eternel retour du ‘miracle’ amricain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1997, and Loc Wacquant, "La gnralisation de l’inscurit sociale en Amr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December 1996.[2] David Chalmers, And the Crooked Places Made Straight: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Change in the 1960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phia,
1991, and James T.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3] On those debates, see Norval Morris, The Future of Impris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Chicago, 1974.[4] Unless stated otherwise, all of these statistics are drawn from various publications of 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of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 particular its periodic reports on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5] Diana Gordon gives an excellent desc
Justice Juggernaut: Fighting Street Crim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1991.[6] The State of Illinois has put on the Internet the desc
so that anyone can find out about a prisoner’s previous offences just by clicking the mouse.[7] See the data compiled by Steve Gold, Trends in State Spend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States,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lbany (New York), 1991.[8] That estimate actually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Whites of Anglosaxon origin and people of Hispanic origin, thereby automatically pushing up the level of Whites of European origin. The effect is being compounded as time goes by with rates of imprisonment rising most rapidly among Hispanics in recent times.[9] ti
Bruce Western and Katherine Beckett, "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presentation to the annual congres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39 pages, 1997, p. 31.[13] Loc Wacquant, "Les pauvres en pture: la nouvelle politique de la misre en Amrique", Hrodote, Paris, No 85, Spring 1997.[14] As shown by David Garland in 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 Gower, Aldershot, 1985, in regard to the paradigm case of Victorian England.
（原载（法）《外交世界》 98 年第七期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