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相》选登：柳传志——"联想教父"之误
　来源: 网易科技报道　

柳传志崛起于他的时代，也最终局限于他的时代；他收割了"联想教父"的鲜花，也落下了"彻夜难眠"的病症

今年61岁的柳传志有个无法痊愈的毛病–只要深夜电话铃响，他必定彻夜难眠。中国有句古话：前三十年睡不饱，后三十年睡不着。但柳传志的毛病并不是年迈的缘故，而是在联想初创阶段因为过于担惊受怕而落下的病根。"彻夜难眠"症，也成了那个年代打在柳传志身上的深深烙印。

柳传志1944年出生于上海，5岁时随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父亲柳谷书来到北京。1950年代后期的那场运动中，父亲由于喜欢给领导提意见而遭到警告，不祥的家庭气氛给柳传志的心灵第一次投下阴影。1961年夏天，柳传志高中毕业，梦想着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并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核，成为全校唯一的初入选者。但由于舅舅是"右派分子"，他最终被宣布为不合格。1961年秋，柳传志考入了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这个学校最著名也最热门的专业是原子弹和导弹，但还是因为"政治不够清白"，不能接触原子弹和导弹，只能去学雷达。在学校里，柳传志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期望获得与他人对等的"政治地位"，但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他缺乏"工农感情"。为此，他硬是在寒假里背着粪桶沿街行走，挨家挨户去掏粪，以此来"苦练工农感情"。

1968年，柳传志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研究员。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把缴获的美国雷达弄来，折开研究，然后设法改进中国军队的雷达系统。但研究还没几个月，他就被"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一纸号令，支到了广东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后又从那里迁到湖南的一个农场，再后又辗转西北、华南、中南等地，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1970年4月，他又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当时，手里拎着的箱子是一家的全部家当–几件随身单衣，一件棉布军大衣。

1976年，柳传志已经32岁，但他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连自己该干什么还没有想明白。尽管他已是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但当初他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带女回到父母身边，至于计算机，无论是技术问题和世界大势，他都一无所知。倒是血脉里，有一种政治情结澎湃不休。是年4月，他曾在风潮中写出悼念周恩来的悼词，来到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一天以后，广场民众遭到警察镇压，无数人被逮捕收监。柳传志也在"黑名单"上。好在他预先留有一手，当日奔赴天安门广场都是夜行晓宿，独来独往，于是便把照片和诗稿用油纸包好，藏在屋檐下，与调查人员百般周旋，死不认账。害得妻子那段时间日夜担惊受怕，不时梦见警察站在家门口。

时光一晃到了1984年，柳传志仍是一事无成。他以为自己是个做官的料，此前曾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了一名干部，可几个月后他发现在官场深处感受不到任何激情–那样的工作谁都能干，根本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在柳传志年过不惑却更加迷惑的时刻，有消息传来–中央政府已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1985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决定先谋而动，拿出20万元成立一家公司，为所里的未来"埋伏一支精兵，也许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柳传志被"圈定"去组建公司。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1984年11月，11位"创业者"在这里召开了公司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所，都是"人到中年"，40岁的柳传志还是他们中的最年轻者。这些知识分子开了半天会，也吵了半天，最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但对于公司到底往哪里走，其实谁的心里都没有谱。1984年12月4日，公司第一批任命名单确定，王树和为公司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总经理。王当时是科技处处长，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为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员放手去干而又无后顾之忧，曾茂朝一方面把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交给公司–掌握财产的权力，人事任免的权力，经营决策的权力，一方面又特别承诺：所有为公司工作的人，可以不必脱离计算所的人事名册，继续由国家财政拨付公司。王、柳、张的任命后面还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王的扩号里为"正处"，柳、张的扩号里为"副处"。

虽然柳传志们一开始脚踩两只船，既享受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又有着体制外的运动空间。但对于如何掘得"第一桶金"，大家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找不着北。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结果不但没赚到钱，20万本金一不小心被骗走14万–在倒卖彩电的过程中，把钱汇过去后，对方却没了影踪。这一打击，让王、柳、张"三人核心"悔恨之余，更加没了头绪。直到后来，他们发现倪光南手里有种被人们叫做"汉卡"的"神奇东西"，公司的未来之路才终于明晰起来。

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时，已是1985年年初了。当时，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倪光南的"神奇东西"只是当时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在于他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系统。譬如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出现"记者"、"记录"、"记载"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出一串汉字。这无疑是"汉字系统"划时代的进步，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当时，倪光南已将这一技术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迫切希望变成产品卖出去。柳传志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倪光南开出不做官、不开会、不理睬记者的三个条件后，带着他的"LX-80"毅然投入到了公司当中。

1985年6月25日，第一批生产出的汉卡被送到北京市计算机展览会上，当天就收获3500元现金和55万元汉卡定单，这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在这种喜气中，柳传志不仅威望与日俱增，而且于1986年7月取代王树和的位置全面执掌公司，王则回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与此同时，柳传志挖来的李勤出任副总经理。李为人豪放，精于管理。倪、李的出场，让柳传志找到了双翼丰满的感觉。

但前途依旧坎坷–柳传志一直对代理IBM微机的生意寄予厚望，汉卡的成功让公司与越来越多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外的微机卖出去，由此大捞一笔，但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这让柳传志很是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结果找到了香港中银集团。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国家体委信息部的一个叫王柯的小伙子。王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还答应与柳签约。可待柳传志赶到国家体委时，才发现王柯虽是计算机的真正用户，但购机还须体委财务初处长的批准。待打通第二道关，又发现体委用来购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不料"中仪"的业务员一听柳传志是"代理"就火冒三丈，"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我实在受不了了！"很多年后，柳传志依旧对这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的人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柳传志感到自己的尊严在遭受践踏，但这份践踏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意志：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放下公司的所有工作，去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了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给他换外汇–最后，"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柳为此充满了自豪。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把人家进口来的微机再倒卖一手，也赚不了几个钱。于是，柳传志和李勤便设法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去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飞机直奔深圳，直奔那家伙的家，在门口一守就是几天几夜。"当时拿块砖拍他脑袋的心都有，那是300万啊！"几天后那人终于出现了，见柳传志红着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你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几天后，期待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落下心房纤颤的毛病。柳传志开始是头晕，接着便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无法支撑，不得不提出辞职，住进海军医院。医生诊断说他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症的前兆，却无法解析病因。其实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是吓出来的！"

更恐怖的还在后头。自1987年开始大规模生产汉卡以及代理AST微机以来，公司就不断地和海关打交道。柳传志尽管不肯走私，但却默许进出口部的总经理和走私者打交道，购买他们手里的"私货"而不问来路。2年之后，柳传志用自己的"联想微机"成功取AST微机而代之，实现了自己的"曲线救国"愿望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广东高要马安科学器材服务公司"被工商局查封，其总经理宋哲也因涉嫌走私被广州公安局越秀分局拘留。警方顺藤摸瓜，查明宋的货物中有相当部分被柳传志的手下人买去，进而成为"联想式汉卡"以及"联想微机"的配件，总额超过1000万元。

柳传志似乎听到了监狱的召唤。这些年他肩上的"劣迹"不算少：为了打通给产品销售的障碍，给关系户送礼，这责任他担了；为了逃避奖金税，拿支票套取现金来给员工发奖金，这责任他也担了；为了躲开国家的外汇管制，拿人民币到黑市上去换外汇，这责任他又担了。但这一次，他怀疑自己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也许真的担不起了。

想起许多年来经受的艰难、压力、屈辱和损害，柳传志不禁悲从中来，提笔给中科院领导周光召、胡启恒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倾吐了自己的委屈、想法和梦想。幸运的是，周光召、胡启恒不仅很快回了信，而且都不认为柳传志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至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即将走进监狱的罪犯。也许事情本身就没有那么严重，也许法律意识到当日国家的实情而对他网开一面。柳传志最终只是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大煎熬

很多年后，柳传志有机会走进中南海，当面向当时的国家总理朱容基讲述企业经营者的艰难，说他时刻处在巨大的"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中，实在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辛酸话。柳传志崛起于他的时代，也最终局限于他的时代；他收割了"联想教父"的鲜花，也落下了"彻夜难眠"的病症。或许，这才是柳传志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度根源，是联想未来之路上的"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能否真正成熟、壮大、繁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