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在1946春天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继续充当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奴仆，另一些人则想他会退休回老家孝敬母亲，而第三种传说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秘密特工头子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委员长“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和青岛。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

　　当然，美国海军是他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事实上，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美国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于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几乎把这话说了出来。接着，戴笠在柯克的访问上花了大量的功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由上海的裁缝精制）；有专门陪同的故宫之游；以及由风流妩媚、英语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会。

　　然而，当戴笠于3月初还处在诸般筹备之中时，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凤转交的蒋介石的电报，正式列出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出席人名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陈焯、叶秀峰、郑介民、唐纵，以及戴笠本人。在这七位被邀请者中，有三位——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戴将军多年的对手。而且，写在蒋介石电报背后的一个注提醒戴笠说，在重庆会议期间，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会“捣鬼”。这个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凤的代号之一。

　　李士珍的名字为什么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铁吾难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李、宣、黄难道不都是黄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则不过是六期他们的后生而已？当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强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别会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显然在折磨着他。

　　文强发现他的上司怒气冲冲。戴笠把背后写有注的电文给文强看，然后他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

　　

　　他镇静下来后，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然后戴笠要文强把电文稿在发出之前交送他过目，并命令他别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些事情。

　　文强一边考虑着电文的措词，一边琢磨起委员长电谕的意思。这些人无疑是敌人，不仅是戴笠的敌人，而且是蒋本人潜在的敌人。蒋是否有能力抵挡这三个“老大哥”再加上陈焯？陈焯直到孙中山死后蒋一举领先之前，差不多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而郑介民和唐纵为何对这些人的“捣鬼”一无所知呢？难道戴笠的这个江山老乡毛人凤故意把这二人排除在外，以在他和戴中间形成一个共同防御性的小圈子？

　　文强自然不敢对戴笠提出自己的这些疑问，但他感到有必要冒昧建议：对付这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以退求进”。戴笠问这是什么意思，文强答道：委员长在“下野”时三次采用了这一策略——他战略性地撤出政府以度“难关”。对戴笠来说，有很多办法可

　　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尤其是内战即将爆发之际。要是戴笠能去美国呆一阵，而在与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美国人又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同盟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把戴笠召回来，而那时戴对于这个政权的价值就会十倍百倍地增加。

　　听了文强这一番话，戴笠逐渐露出笑容。文强讲完后，戴笠送他出门时对他说：“我的老兄说得好，值得考虑，但别对任何人提这事。”文强回答说，要是戴笠真的出国，他希望将军别忘了带上他。戴笠大声笑了起来，但没有回答。

戴笠也许曾经考虑过文强的建议，但不仅在预计的重庆会议召开之前他来不及去美国，而且他急于回上海，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
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946年3月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响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 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关于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5天。直到3月22日，军统的参谋长李崇诗有机会调查失事地点，戴笠的死讯才得以公布。《大公报》尤其谨慎地避免早下定论：

　　就本月十七日从青岛起飞的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被发现坠毁一事，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参谋长李崇诗，昨天(三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到达此地(南京)调查这架失事飞机的情况。据悉戴笠将军也在那架飞机上。因此，所有部门都对他的安全表示了极度关切，但他的下落有关部门尚未确定。

　　《申报》则不那么吞吞吐吐：

　　据一位记者调查，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二十二日装殓。

　　尽管戴笠因事故而死已经被通告，但相反内容的流言却立刻传播开来。首先，有人相信，

　　他的死并非出于事故。《中央日报》在3月24日报道说：据有关部门透露的消息，不久前被释放的重要共产党领导人叶挺将军也在飞机上。在飞行中，据说叶挺和戴笠争执起来，并拔出了各自的手枪，随即而起的射击导致了飞机着火。还有人说，飞机坠毁是共产党的破坏。

　　另一个猜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这个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然而，尽管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 Lovell）在诸如222号专机的原产地等重要细节上搞错了，但战略情报局的这位间谍用品发明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

　　

　　但更为普遍的说法是，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来挫败他的敌人。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

　　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

　　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

　　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是戴笠的尸体。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4 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就像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说的那样：“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

对“蒋委员长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尽管大多数人感到惊恐不已，但仍反应不同。有人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苍天对一个建立了跟希姆莱最可怕的监狱一样残忍无情的集中营的人的报应。

　　在中央社以中国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对戴笠歌功颂德的文章的同时，其他评论者则指出，戴笠的恐怖主义打击，从对付共产党扩展到了普通老百姓。

　　虽然据说蒋介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掉了眼泪，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对这位爱国者和抗日斗士死亡表示遗憾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取消或改善这个“普遍被认作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军统。在左派竭力宣扬公众的“打倒特务”的要求时，上海的杂志《新文化》在庆祝一个新的未来：一旦戴笠身后的奴才们意识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应该赞美而不是压制个人自由，那时中国将由人民管治，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便会到来。

　　虽然有这些虔诚的希望，然而那时戴笠的部下们已在他们自己中间开始了对其上司秘密王国的赃物的争夺战。当然，也还是有一个正式的继承人的。

　　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主任，毛人凤和唐纵当他的副主任。但戴笠实在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他从来不愿下放自己的权力，他对整个军统的许多部门都亲自过问，所以没有任何单独一个副主任能够独自担当起他的角色。而且，军统本身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各个组织结构——尤其是它的经济单位——已经变得如此分散，到了战争结束时，甚至连精力过人的戴笠本人都几乎无法对军统进行全面控制。

　　戴笠对这些黑夜部队控制的减弱，可以从他的特工们肆无忌惮的“五子登科”活动上看出来。李宗仁将军在形容1946年占领北平时说：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强加在当地百姓头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们任意随便使用“汉奸”一词，有意制造恐怖主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对无辜的人进行敲诈。任何公民，无论是店主还是大学教授，都会由于被指控为曾与日伪合作、当过“汉奸”而立刻遭到逮捕。

　　戴笠死后，其他秘密特务机构，如中统，赶紧用接管军统具体部门的方式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与此同时，军统被迫将它的许多贸易活动分散开来。军统继续直接维持公共治安和制约民政，但一个特殊的“自给计划”将经济企业分配给军统创办的许多新的商业公司，而创办这些公司的军统官员们则希望能利用他们秘密警察的关系来吓唬其他竞争者，以便中饱私囊，或者以此来没收被怀疑有战时汉奸罪的公司的财产。

　　然而，这些暴发户，甚至那些具有广泛的外勤经验、领取高额津贴的军统高层领导人，都缺乏重建戴笠与黑社会同盟者的联系所需要的个人关系，而后者在过去一向帮助了秘密警察的地下经济活动。而且，这些敲诈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朋友和庇护人。到了杜月笙作为上海市政委员会、土地协会和商会的代表参加戴笠的悼念仪式的时候，这位青帮首领已经丧失了他的政治支柱。当杜在1949年最终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他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仅仅为“恢复健康”了。

随着抗战胜利的接近，军统开始因派系斗争而分裂瓦解。其中一个主要裂痕是原训练班的区分，在临训班和任何其他人之间，这种裂痕尤其明显。军统首期训练班的毕业生，即最早在湖南临澧设立的“特训班”的毕业生，自认为是秘密特工的精英，是“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准备在战后为自己安排甚至更重要的职位。但 1946年3月戴笠的死使他们难以抵挡外人的攻击：在全国战后的通货膨胀不可遏止之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军统的缩编中被裁减掉了。

　　为了自卫，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等20多人当年秋天在重庆发起了一个“滨湖同学会”。刘本钦和邓毅夫在南京又联络了二三百人。尽管沈醉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资金（他们要沈当会长），但这些特训班毕业生的存亡取决于他们的秘密警察工作。于是，沈醉把李葆初推荐给了毛人凤当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把刘本钦推荐给了“国防部”保安局长唐纵当人事头目；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

　　与此同时，在最上层的军统统一的结构中出现了三个省份派系：毛人凤领头的浙江派，“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为主的广东派，以及“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后面的湖南派系。这三个派系起码在表面上都认为应该用阻止其他训练班的毕业生组成自己的校友俱乐部的方式来“抓干部”。但是，尽管毛人凤正式下令只能成立一个统一同学会，他自己却一直以继续任命前临训班毕业生为各省站长的方式，当着湖滨同学会的“靠山”：钱霁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等等。

　　总之，军统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失去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重新组建特工机构。蒋介石最终以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秘密的和地下的统治。本来，中统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一到台湾，它又被命名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为司调局，由张庆恩和后来的沈之岳与阮成章领导。另外，军统在抗战胜利后由毛人凤领导，并于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但迁到台湾后，它变成了“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张式琦领导。

戴笠的后裔结果更糟。他的弟弟云林（或春榜），一直是个多事的同胞，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嫖客和赌棍。云林当过学徒、店员，并在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止。1936年，戴笠把云林带到西安，并把他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那时，戴云林经常“征用”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并供他玩弄。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的农民赶下了台。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权势被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后
成了军统兰州办事处主任。

　　那年夏天抗战爆发后，云林逃回了家乡保安，又一次靠着哥哥的影响当上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少校。虽然偶有战事，但他却轻易地活了下来，并且当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自己成了“二老板”，而且还征用了足够的土地（500亩地）来建造“雨农农场”，成了大地主。

　　戴笠自己的儿子藏宜，据许多人说不仅在习性上和书法上非常像父亲，而且也是个年轻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两人相处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尽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父亲的支撑，这两人在藏宜的婚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为加强与十人团的关系，戴笠曾希望儿子与王天木的女儿结婚，藏宜拒绝后，戴将军把他软禁在南京，强迫他跟一个从杭州警察学校来的教师袁伦立学英语。戴将军的母亲出来调解，眼泪汪汪地劝说戴笠让他的儿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后便与衢州（王村）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并自任校长。

　　中日战争的爆发略微打开了藏宜的天地。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出敌占区，转移到了离保安约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该中学主办了一个剧团，开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学里，或与峡口建国职业学校的师生厮混。至于收入，他主要依赖父亲势力得来的一系列挂名职位：江山县参议会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

　　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郊外坠毁之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藏宜非常想得到那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此同时，一个更为体面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了他1万美元，在衢州前国民党机场宿舍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和姜绍谟等都当了校董事会成员，而戴藏宜则任校务主任。他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

　　为了纪念父亲，戴藏宜还希望在内战时期用组织反共民兵的方法来使父亲的使命永恒化。为此，他需要武器。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他几乎无法逃回保安。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

1946年8月初，蒋介石前往戴笠的临时墓地志公殿向他做最后一次悼念。委员长携宋美龄同行，他在询问毛人凤是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安葬遗体后，便与夫人开始朝灵谷寺走去。蒋夫人因为脚登高跟凉鞋而无法多走，两人便返回了。

　　两星期后，蒋介石与毛人凤一起察看南京城外中山陵后面的烈士公墓，然后下山为戴笠寻找一个最佳地点。蒋亲自为他的这位随从选定了一处安葬之地。蒋介石这个一向被认为圣
经不离手的基督徒，以对风水非常内行的样子指着中山陵东面的一个地方，解释说这是安葬戴笠灵柩的最佳之处，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

　　米尔顿·梅乐斯要求获准参加戴笠的葬礼，但乔治·C·马歇尔将军由于意识到即将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开始的内战而禁止他以官方形式参加。于是，梅乐斯穿着便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目睹了他朋友的安葬仪式。随后，他给戴笠的母亲写信，表示对听到“我的长兄戴笠将军”死讯的“最深切的悲哀”：

　　他通过文字以及在我所听到过的他对同事们几百次的讲话中，体现出一种领导魄力、坚定信念和先进思想的结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伟大的领

　　导人的精华所在……他总是向我表示出对三个人的极端敬仰：孙中山总统、委员长以及您本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而我，您儿子的弟弟想要参加他在保安的葬礼。但从现实角度讲这次不可能了。

　　

　　他在信的结尾与妻子艾玛（Emma）一起提出，愿意负责戴将军的养女淑芝在美国的教育。

　　梅乐斯在1947年3月27日为戴笠扫墓时，向他最后一次致悼。那天，他在这个巨大的陵墓入口处庄严地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949年，共产党部队挖了戴笠的坟并毁了他的遗骨，这两棵树也被拔掉了。4年之后，戴笠的前部下潘其武从台湾给梅乐斯写信说：“为了纪念我们去世的领导，我们在离台北不远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纪念堂。在其入口处我替您种下了两棵梅花树。”

1989年春，在戴笠的飞机于南京郊外坠毁43年后，几百个他生前的情报特工员在台北集会，

　　成立了一个“三十七联谊会”（即3月17号）。为了名符其实地纪念他们的上司，他们宣布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同盟来“打击反革命势力”。联谊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治安背景，他们被前台湾情报主任叶翔之召集起来，而后者的领导是曾任戴将军总督察官的乔家才
。

　　于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他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而起码对于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来说，他一直是个英雄人物：这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方法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

　　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幻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暧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

　　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

　　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和“管辖上海”，毛主席宏伟的意志—

　　—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

　　，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

　　，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

　　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