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我错了”
　　
　　
　　
　　
　　 他为何要背叛新保守主义—英报分析著名学者福山思想演变过程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3月19日文章]题：我曾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我错了（记者 萨拉·巴克斯特）
　　
　　 年轻怪才
　　
　　 30多岁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务院里就是政策领域内的一位年轻怪才，他提出了一套理论和一个流行口号，这使他一举为学术界的超级明星。福山撰写了一篇非常有先见之明的文章，题为《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在一个发行量很小的期刊上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他大胆地写到：“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下面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当时是1989年的夏天，后来不久柏林墙就倒塌了。紧接着东欧发生了“天鹅绒革命”，而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自己也走向了崩溃。福山马上把他的想法变成了一本书，而这本书也成了一本全球畅销书。
　　
　　 上面的思想基本上是布什总统一直向伊拉克人灌输的思想，但除了举行几次令人鼓舞的选举外，伊拉克人并不支持布什的计划。认为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巨大错误的福山也不支持布什的计划。
　　
　　 曾经的鹰派
　　
　　 2003年，在萨达姆的雕像被推倒后的一个月，福山与一位美国朋友共进午餐。这位朋友吹嘘说伊拉克的一切进展得相当顺利。福山说：“我和他打赌，不出5年情况就会变得一团糟，我就等着赢钱了。”
　　
　　 人们很可能预测福山将加入布什乐观的亲民主阵营之中。多年来，福山一直把自己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同道。这些人是学术界鼓吹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的斗士。
　　
　　 1998年，早在大多数美国人考虑这个问题前，福山就代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组织新美国世纪计划“在致克林顿总统的一封信上签名，敦促政府推翻萨达姆。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还有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两人后来终于促使布什政府把出兵伊拉克变成了现实。
　　
　　 911事件以后，福山也曾在类似的一封信上签名。后来坦克开进巴格达后，福山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人们理所当然地庆祝，萨达姆被推翻。”在那时，他还似乎与他的新保守派朋友们保持者一致。
　　
　　 他现在也说：“谁不会庆祝这样一件事呢？这是理所当然。”然而，福山一直暗暗地对出兵伊拉克持怀疑态度，现在这种怀疑一下变成公开的了。
　　

　　公开决裂
　　
　　 他直率的告诉我：“我是一个叛徒。”
　　
　　 福山公开与新保守主义者决裂是因为，他认为伊拉克战争从理论和现实上都是错误的，但新保守主义者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躲起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鼓吹的一切根本就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而他们只是希望会出现这种结果。”
　　
　　 在福山即将于下周出版的新书《新保守主义者之后：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他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新保守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象征还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已经发展成某种我不能再支持的东西。”
　　
　　 经过多次协商，我终于在福山位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内的狭小书房里见到了他。福山在这所大学担任国际政治经学教授。对于一个总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学者来说，能在他自己的地盘上见到他并不容易。
　　
　　 福山对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怀疑态度是几年前在英国时形成的。他说：“我记得当时人们对美国的反感令我大为震惊。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使没有正确的判断这种感情。人们很容易对此置之不理，认为这不过是一向的反美主义。”
　　
　　 思想的回归
　　
　　 现年53岁的福山在纽约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而且还是具有社会良的民权活动积极分子。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古典哲学时，福山曾听过哲学家利奥·斯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卢姆有关柏拉图的《思想国》的讲座。许多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与斯特劳斯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其中包括沃尔福威茨。他在康奈尔大学认识了福山，并在里根政府早期给了福山一份作实习生的工作。福山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他在那里结识了威廉·克里斯托尔后来成了“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导力量。现在是颇具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杂志《旗帜周刊》的主编。
　　
　　 就像其定义表明的那样，新保守主义者是“受到现实打击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令福山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又回到了“列宁主义者”的历史观上。
　　
　　 如果他们不信任苏联的社会改造工程，那他们怎么能认为，像伊拉克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可以由上至下地被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呢？这大概是福山的新书中对新保守主义者最具伤害性的一个见解。
　　
　　 令人吃惊的是，福山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他告诉我，你只能在社会的边缘引导和加速事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