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中国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尤其是到市场经济时代，奴隶制似乎有复归的迹象。现在很多企业里，大都盛行“依附主义”，员工依附老板，下属依附上级，就象古代社会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样，员工们大气不敢吭一声，对老板和主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实际上这是现代版的奴隶主义，只不过比封建时代文明了一些罢了。今天的中国，无论是从企业还是到官场，奴隶主义和奴才现象日益严重。奴性已经再次成为整个民族的特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社会的悲哀。
吴宇虹等学者的研究给了我们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当前我国人身依附的现象特别严重？为什么我国社会人权意识如此缺少？很大程度在于历史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今天广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我们发出吴宇虹和王晋新两位史学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和国际比较角度来看问题。在一个奴隶制历史传统影响深重的国家，普通劳动者是不会有较高的权利地位的，由此影响到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因此，改变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不均衡发展，还要从政治进步入手，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是一个奴隶制长盛不衰的大帝国

—-从世界史角度看古代中国由奴隶制向半奴隶制社会的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吴宇虹 教授

(吉林长春 130024)

[ 作者简介 吴宇虹(1949-) ,男,四川内江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

　　笔者的恩师林志纯先生多年来研究世界历史的轨迹是走了否定之否定的升华路线。他先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希望能够发现和证实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西欧模式的封建社会,以后便是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努力实践的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中的封建社会阶段在学术上是一个有争论,但又不许争论的问题。在他被学校聘为世界古代史方面的教授后,他开始专门研究世界古代史,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趣暂时放到一边。在比较深刻地了解到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共同处和差异之后,改革开放后的活跃的学术氛围使他又回到了研究中国史和中西比较研究(“中西古典学”) 的轨道上来,不过这一次他站在了世界史的高峰来鸟瞰中国历史。因此,在他发现了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些重大的相同规律和不同之处后,他坚持历史唯物史观,提出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具有由原始社会村落到奴隶制城邦、由城邦到奴隶制帝国的共同的发展规律。

此后,东西方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在欧洲出现了封建主义社会而中国没有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先生曾对笔者说过他没有公开发表的观点:他考虑秦汉晋隋唐为第一帝国时期，而宋元明清为第二帝国时期。多年来,先生的这一理论对笔者影响是很大的。这里,笔者愿意以一个两河流域奴隶制城邦和帝国的研究者的身份,发表一点可能被视为班门弄斧的观点。

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瓦解后,欧洲的奴隶制专制帝国再也没有建立起来,王国、公爵国、侯爵国、贵族领地、共和国等各种等级的有独立司法行政权的中小国家林立,王权衰弱,地方封建领主对于王权相对独立,独立的宗教体系对王权有很大的牵制和监视作用,城市土地逐渐从封建领主手中落入城市人手中。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农民等生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奴隶制基本消亡,城市、农村相对自治,富裕工商市民成为上层人物的封建制社会建立起来了。

然而,在中国,奴隶制“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贱民中最底层的是奴婢,清代社会奴隶制残余仍很浓重,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童仆成林”。“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主要有四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得俘虏；二是入关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园中的 ‘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地位实际是奴隶或农奴。壮丁不堪欺压,反抗和逃亡甚多。奴隶制关系难以维持,逐步趋于衰落。以1745 年的畿辅皇庄为例,460 余名庄头所辖16 800 余名壮丁,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290 余名。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这是一次农奴解放,结果共16 000 民壮丁拨出为民,只留290 余名保留农奴身份。到18 世纪中叶,庄园上的壮丁已十分稀少。奴婢通过赎身可以购买人身自由,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力的削弱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从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贱为民’的谕旨废除了相当众多的人的‘贱籍’,尽管各地阳奉阴违,直到20 世纪仍保留很少部分的贱民,但这对残存的蓄奴制是一次削弱和打击。”

然而,官宦富豪家的奴隶制度在有清一代一直盛行。“乾隆时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僮仆以百计。司书籍之仆八人,装潢补订又另有人。湖南藩司郑源寿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三千名。‘今(光绪时) 之督抚司道灯官,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 ’‘(州县地方官) 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5] (P6-12,373-374)

回顾人类世界的发展时空,古老中华文明的奴隶制大帝国长盛不衰,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奇迹。然而,中古到近代以来,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先后产生于欧洲和日本，新兴的资本主义诸帝国几乎灭亡了半奴隶制的清帝国和带有奴隶制残余的中华民国,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才认识到自己古老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欧洲、日本和俄国学习,推翻已经腐朽和落后的古老的社会制度,进行开创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的方法。

中华文明的隔绝的地理环境和大一统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特点虽然减慢了社会制度变革的速度,但也赋予了亿万人民为国献身的凝聚力量。他们在世界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尽万难,终于经历住时间磨灭、外族的武力侵略和文化侵蚀的考验,从一个停滞不前的古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的伟大史诗。

[参考文献]

[1] 吴荣曾1 论秦汉奴隶劳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A]1 先秦两汉史研究[M]1 北京:中华书局,19951
[2] 范文澜1 中国通史:第二册[M]1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 蔡美彪,等1 中国通史[M]1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4] 毕道村1 中国封建工商业的基石[J ]1 学习与探索,1996 , (4) 1
[5] 戴逸,主编1 简明清史[M]1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Feudalist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World Civilization ZHAN G Qiang ,et al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Feudalism”is of essential function in China’s social reform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Nowadays ,the very sense of the concept has met with doubt and question. The discussion believes it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that a study must be made on how“feudalism”is understood in Marxist works and whether China hasgone through“feudalist society”in its truesense.Besides,the discussionalso helpstofinda universallyacceptedtermfor various“feudalist”society.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comparison ;feudalist society

　

评佩里·安德森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王晋新

(吉林长春 130024)

[ 作者简介] 王晋新(1957-) ,男,山西柳林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是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员骁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从上个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学术界便逐渐接触到他的著述,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年出版)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 年出版) 以及有关文明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论文等。其实,安德森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方面也卓有成效,其代表作就是由国内著名学者郭方、刘北成等先生分别翻译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史学著作[1] 。它们分别从国家与社会结构等多种复杂变化的角度对欧洲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和两个重大问题,即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和近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两部著作所凸现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历史叙述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尤其“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各种社会历史的概念,积极地参与对这些概念的探讨,如封建主义、绝对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包括东方专制主义) 等等概念”[2] 。本文即以《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书为依据,对安德森有关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特别是对非欧洲地区有无封建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观点做一评介。

一

西方学术界对封建制度的研究,当始之于18 世纪启蒙运动时代。其时,一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曾对此发表了众多的言说和评论,其主要关注点是政治、法律、军事等制度层面,同时对这种制度的形成的文化条件及地理环境等也略有涉及。而把封建主义作为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种社会形态的学术范畴,则出现于19 世纪。当时西方学术界在封建主义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其代表史学家有德国的魏兹、洛特、伊纳姆·斯托尔涅格、毛勒,法国的布连威叶、顾朗日以及英国的梅特兰、维诺格拉道夫等。对于这些学术成就,国内著名学者马克圭教授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当时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凭借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应用当时堪称先进的认识方法,探索人类过去的历史。..虽然总的说来他们的历史是头脚倒置的,可是不可否认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之一就是他们根据西欧的历史,分析和概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总结出一系列定义、概念,描绘出该社会的特征,成为日后认识这些社会的标准。毋庸置疑,这些标准都是以西欧为根据的。”[3] (序言, P1) 笔者以为,此论是相当公允的。

进入20 世纪之后,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主义的研究继续走向深入,论争迭起,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特别是以费弗尔、布洛赫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崛起,使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主义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而封建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概念还是一种社会形态范畴,已在西方史学界的众多著述中频繁出现。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学说不仅在学术观点上独树一帜,而且对西方学术界封建主义研究的推进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苏联学术界在一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力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上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对封建社会的特征进行具体的归纳和论述,指出其特征是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小生产相结合,封建主阶级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进行剥削等等,并将封建主义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一个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而且出现了科斯敏斯基、谢缅诺夫、斯卡兹金、聂苏辛等一批世界知名的学者。在1966 年关于西欧封建主义专题研讨会和1970 年第十三届国际史学家大会两次重大活动中,柳勃林斯卡亚、乌达曹娃、古特诺娃等一批年轻苏联学者提出了西欧封建主义类型说的理论,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但是,理论上的僵化对苏联史学进一步发展潜力的制约也愈发明显。而20 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主义的研究在史学的整体变革趋势的推动下,无论在理论史观、技术方法、研究视野与重心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思与修正的倾向。这其中就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理论观点的检讨与反省。

上述这些西方学术界二、三百年来对封建主义研究学术史的简单回顾与评述,是我们考察安德森封建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学术背景。

二

安德森在封建主义研究方面多有建树,对古代古典的社会与政治世界向中世纪世界的转变的性质,以及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背景、形成过程与途径、结构类型、发展动力机制、危机的现表意和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他在封建主义研究方面多有建树,限于幅篇,笔者择其要者,兹列举如下:

1， 对封建主义历史地位的重要性的肯定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形态发展时,所关注重点有二:即国家的起源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对封建主义的重视则要远远逊于此二者。对此,安德森敏锐地指出:“ 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之内还没有进行多少: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同的转化形式,它从来没有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它对于整体历史形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资本主义的转化。”[ 1 ] ( P1) 这一论断,笔者以为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过程的实际现状。安德森不仅从理论上强调对封建主义的研究的必要,而且在具体实践中也的确以此为研究重心。为了对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国家进行透彻的研究而做准备,他便撰著了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对古代古典社会向封建主义的过渡进行详尽地考察。虽然此书只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产出的一个副产品, 但却丝毫不会降低它在封建主义研究方面重要的学术地位和作用。而在其篇幅更为浩繁的续篇《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他则进一步在欧洲空间范围内,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以及在亚欧大陆空间范围内,封建主义与非西方地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简而言之,在安德森史学考察视野与研究对象中,封建主义研究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 对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学说的重新诠释

在长期的研究中,18 、19 世纪的西方学者以封建制度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封建主义的一定共识,简言之,就是“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臣封君关系;形成了与封臣封君制相对应的封土制度; 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3 ] ( P61)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则主要建立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这种方式是“大土地所有权同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经济用超经济强制的习惯方式—劳役、实物贡赋、货币地租—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另外,商品交换和劳动力流通也因此而受到限制。”这种复合体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核心,它可以存在于许多各式各样的政治外壳下[ 2 ] ( P431) 。

对上述这两种西方学者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的解说,安德森都不满意。他认为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本来的定义应是:经济与政体的有机统一体,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结合的统一体。他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都是用超经济强制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脱离其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加以界定,因为它们决定着显示其特征的超经济强制的类型”[2 ] ( P433) 的逻辑原则出发,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对马克思给俄国青年学者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信进行反复辨析后,安德森对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概念做了这样的概括:“封建主义主要是指,由一个贵族阶级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构架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 2 ] ( P437) 应当说,他的这些分析和结论绝非杜撰,是有历史根据并符合其内在逻辑的。

3， 对封建主义社会发展某些总体性认识

(1) 在对从启蒙运动时便已萌发,及至20 世纪70 年代尚在继续的有关封建主义起源论争史的梳理之后,安德森明确提出:“必须有一种欧洲封建主义的类型学,而不只是一种起源上的研究。”[1] (P131) 并且在充分肯定苏联学者提出的西方封建主义三重分类法的前提下,他又对北欧、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欧、东南欧等地区的封建主义结构类型进行阐述。并在一种比较史学的框架内提出了“从本质上概略地说,西方封建主义的地图的多样性从它在9 世纪出现起就一直在发展”的观点[1] (P159)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封建主义类型学说的成就。而有关这些地区封建主义的形态的论述,目前在国内尚不多见,故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很大的启发作用。

(2) 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素来是国际学术界所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领域,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但安德森仍旧在这一领域内孜孜以求,从各个角度反复挖掘,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观点。首先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事件总体直线发展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与所有的结构主义假设不同,并不存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者被视为毗邻的封闭体系) 位移的自动机制。”[2] (P450 -451) 其次,他从纵向比较的独特视角进行历史考察,指出由古代古典社会向中世纪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即封建主义的缘起) 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即资本主义的缘起),在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前者是以一种“灾难性的”或“灾变性”的方式完成的,后者则属于一种“渐变性”[1] ( P7 ,137) 。最后他还指出: “对于西欧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 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 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 1 ] ( P216)

(3) 安德森十分注意对某些学术界习以为常但却知之不详的概念和察之不切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 重新予以解说。如恩格斯曾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东欧的庄园制反动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这一表述,通常被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理解为“一种时代的倒退”。安德森对此十分不满意,并大胆地指出必须予以纠正。他认为:“ 如果认为其意思是指农奴制是东欧的一个幽灵,它第二次降临缠住了穷人,那么这个术语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正式的农奴制以前从未在东欧存在过”。“如果认为它的意思是指欧洲经历了两次单个的农奴制浪潮,第一次是在西方(9 到14 世纪),后来的一次在东欧(15 到18 世纪),那它就是一个符合这个大陆实际历史发展的表述。”[1 ] ( P283)

4， 断然否认东方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

在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安德森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对于非欧洲地区也存在着封建主义观念的极为坚定地否定。这一结论的得出缘自于他对封建主义的考察是出自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世界历史发展整体进程这两个基点。他“不赞同任何国家、地区都会按同一模式自然依次发展出各种社会形态的‘简单进化论’,强调要从全欧洲、全世界整体的视野和具体的历史条件着眼,重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碰撞、传播、接受、综合,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并且不应只从经济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应着重讨论国家形态和政治斗争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中的关键作用。”[1] (中译者序言,P6) 通过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西方史学发展史特别是结合“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对东方
社会的考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相信欧洲社会-经济发展连续阶段的普遍适用性,普遍认为,封建主义是世界范围的现象,涵盖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既有违于马克思原意,更与东方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不符。而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他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上反抗欧洲优越性这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学术上把从一个大陆得出的历史概念加以扩展,用以解释其他或所有大陆的演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术语像封建主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地推而广之,在实践中经常用来指介于部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极之间的、没有打上奴隶制烙印的任何社会形态。”[2] (P430 -431) 二是理论方法上的,即过分地仰重经济因素重要作用,忽略了国家、社会、法律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其结果“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学中,封建主义实际上变成一个涤罪大海,任何社会都可以在其中受到洗礼。”[2] (P432) 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法律上的产权既不能脱离经济生产,也不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权利而孤立存在。它在任何生产方式中的绝对中心地位正是来自于它同这两者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则变成直接的和正式的融合。”[2] (P434)

三

除了上述有关封建主义的学术见解之外,安德森的学术成果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且具有某种启示作用的地方尚有许多,笔者简举两端:

(1) 理论勇气与思辨能力的结合

无论是古代社会向封建主义社会的过渡,还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皆非什么新的课题,学术界对此早已加以深入的探讨,并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成就。如果不从研究理论上做新的开掘,实难有所突破和成就。换言之,如何科学地对待以往研究学说,特别是如何对待俨然已构成某种庞大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便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安德森在这一方面的许多看法和观点是值得称道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一味地固守现成的理论体系,泥古不化,也不像另外一些人动辄就要解构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著述中明确地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领域之内展开自己的探讨。他对一战以后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脱离现实世界,退缩进美学、解释学和抽象的思辨哲学的悲观主义倾向表示不满,坚持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直面现实的经典传统之中[4 ] P116，但他又常常颇有勇气地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说话语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诘问、批驳和修正。这是因为在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上,安德森有着自己相当独到且十分精辟的见解。如他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上的、政治上的崇敬和对他们的虔诚是不相容的。”[2] (P29 , 注1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绝不能简单地采纳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著作中对过去论述的错误不应回避或忽略,而是应予以鉴别和批判。这样做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维护了它。在理性认识中,没有任何唯信仰主义的地位,它必须不断积累;新科学奠基人从来没有保证不会有判断错误或形成不真实的神话,这并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损伤。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1] (前言,P4) 又如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时,他提出:“ 没有别样的特权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本身。..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完成了的科学;也不是所有从事它的人都有类似的能力和水准。在有的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占主导地位;而在更多的领域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在质量和数量上则超过马克思主义者;或许还有更多的领域中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参与研究。”[1] (前言,P3)“最大程度上了解和尊重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严格地追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探讨,是并不矛盾的,而是它的一个条件。”[1] (前言,P4) 这些见解充分地显示出安德森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思辨能力。

(2) 批判意识与求实的态度的结合

对以往学术成就进行纯正意义上的批判,是学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途径之一。但是,这种批判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破坏和解构,更主要是这种批判能够以一种建设性姿态,使学术问题置于一种新的框架之下,为人们加以深入的研讨。安德森对以往学者特别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如他在对待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的清算可谓十分犀利,在严厉地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并提出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体面的葬礼”之后,安德森又断然地否认了封建主义在亚洲的历史存在。但是他并没有贸然地对东方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给出什么界定和答案。而是坦率地承认“分析这一时期东方国家的科学概念基本上还是空缺。: ”[2] (P418 , 注7) 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如果说对欧洲来说已经进行了大量翔实的学术研究,那么相比之下,对于非欧广大地区的历史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走马观花,隔靴搔痒。”

他还认为:“为了对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同时的非欧发展道路做出真正科学的结论,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和更深入的历史研究。..但是,在程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 。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并谆谆告诫大家: “只有在无知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2] (P567)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十分客观而求实的态度,显示出他的严谨学风。

综上所述,在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在研究封建主义问题上,安德森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论框架模式,并得出许多独特且富有创意的结论,可圈可点,值得国内学术界予以关注和借鉴。当然,在他的学说和论述中尚有一些粗疏、牵强甚至不妥之处,在学理和结论上皆须做进一步的商榷,不能贸然全部接受。

[参考文献]

[1] [ 英]佩里·安德森1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 英]佩里·安德森1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马克1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1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 英]史密斯1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M]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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