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南开与周恩来


严仁赓


(严仁赓，严修之孙,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一）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癸未（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年授贵州学政。迢迢五千里，奔赴边陲山区。抵省后，即在省会贵阳和各府县考察学政，推广新学，选拔人才，历时四载，于1897年任满北返。


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政治窳败，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严修忧国忧民。他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又谓：“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有见于是，他在戊戌变法前夕的1897年奏请清廷，开设“经济特科” （指讲授现代科技文教的新式学科）。次年（1898年，戊戌），光绪帝准奏，但此举却激怒了朝廷中的顽固派、罢去他的全部兼职，只留编修虚职，并不能见容于恩师徐桐。1898年严修愤而辞官，回籍专心兴办新式教育。


首先，于1901年改定先人所设严氏义塾的课程。1903年，又改良家塾，聘张伯苓等为教师，授新学。次年，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学堂，旋因房舍不敷应用，乃于1906年在南开购地建校，改称南开中学堂，聘张伯苓为监督。


这时，他还率先在天津提倡女子和幼儿教育。例如，1905年，他在家中开办“保姆讲习所” （相当于幼儿师资培训班），聘请日本专家为教师，培养幼教师资。这在国内是最早的。同时，设立严氏蒙养园（相当于今日之幼儿园）。同年，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授新学，并于1916年增设高等班（高小）。1919年，又增设严氏女中。1923年，在开办南开女中后，严氏女中才停办。除此之外，严修又先后在天津及外地兴办或资助、或赞助建成中小学多所。


除兴办各级新式学校之外，严修也亟力推广社会教育，热心革除封建旧习并身体力行。清末，他率先与诸子剪去辫子，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手编《放足歌》，曾传诵一时；提倡妇婴保健事业，设“水阁女医局” （院）“范孙儿童医院” ；举办平民教育事业，于1916年在住宅对面开办“贫民义塾” ；力主改革婚丧嫁娶的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俗；并热衷于改革旧剧，提倡新剧（话剧）。对于子女孙辈的家教十分重视，严格要求，手订《家训》八则。总之，严修不仅坚信改革教育可以救国，并在各个方面付诸实践。


1905年严修应召出任学部右侍郎。次年转左侍郎。举凡制订各级男校、女校的规章制度，大都出自严修之手。不数载，全国各级学校新的教育体制即巳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并大批派送青年分赴日本等国留学。他本人也曾三次亲自去日本考察教育。


但在当时，清廷政治腐败，堆行新式教育处处受阻。严修屡萌退志。复因与权贵政见不合，乃于0909弃官返津，决心终身不再步入宦途。但是，仍然笃信其“教育救国” 的初志，继续堆动天津市各项教育事业，尤其关心南开校务。


南开中学在张伯苓的锐意经营下，始终保持优良纯朴的学风。教师教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精心培育，赢得社会上很高声誉。同时，校内社团活跃，课外活动丰富多采，并兼重体育锻炼。全国各地优秀青年纷纷慕名来津投考。学生人数十年间发展到近千人。培养出一批又一选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周恩来于1913年秋考入当时还是四年制的南开中学。入学后，即显示其优良品德和卓越才能。学习上孜孜不倦，成绩突出。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深为同学所信赖，也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誉为“宰相之才” 。并且，彼此开始有了交往。1915年9月周恩来亲诣严府，为他所主编的《敬业》杂志封面求严题签。“周去，即书之” 。1916年季，全校举行作文比赛。根据周恩来同窗挚友张鸿诰先生回忆：“当时，每班选出5名学生参加。我和总理等5人作为班上的代表参加比赛，由严先生亲自阅卷并选拔。全校统一出了两道题，第一题是《调能动物论》。周总理选作了这一题。比赛结果，周总理取得全校第一名，我们班得了班际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是严范孙先生亲笔写的。这几个字很有意义。《含英咀华》语见韩愈《进学解》：“沈浸浓郁，含英咀华” 。意思是说，韩愈对好的文章能深入钻研，体会其精华，所以，《含英咀华》的意思就是读到了好文章，能够体会其中的精华，当时，作为南开创办人及校董严范孙先生满意地看到第一名周恩来及其同班获奖者的文章，书赠《含英咀华》这面旗子，以示推崇奖励之意。“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中学，并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周恩来前赴日本留学。


（二）


严修辞官返津后，屡与张伯苓筹商开办大学部之事。1918年，他巳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仍不辞劳瘁，于是年4月，起程赴北美考察教育，为开办南开大学进行准备。


此行，途经日本。周恩来闻讯于4月24日往晤。4月16日，“周恩来诸人复来访，久谈，周留宿。”次日，一部分留日南开同学请严修便餐，由同学亲治菜肴。第二天再次晤面时，严修笑着说：“昨天翔宇的醋溜白菜真不错。”20日严修登轮离日时，周等又到码头送行。


这次严修去美考察教育，先后在美国西部、中西部、东部、新英格兰各地区以及加拿大若干城市，考察各级学，详询其学制，师资设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同时，也注意考察彼邦的社会教育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张伯苓已于上年8月赴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严修到后，每晚听张伯苓讲教育，有时也随同张伯苓到哥校旁听教育学，旅美半载，于同年年底，偕张伯苓返津。途中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聚餐合影留念。


次年2月5日，严修在寄给当时在美留学的第六子严智开的信上曾说：“周恩来在东京寓牛辶区鹤卷町一百四十一番，与童冠贤等十余伙住，名曰<新中学舍>。炊爨洒扫皆自为之，有美国学生之风。”可见，当时周恩来生活简朴之一斑。


严、张返津，立即投入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经半年多积极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正式开学。


在此之后，南开学校又陆续增建女中和小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从上可见，严修致力于兴办资产阶级式教育事业，虽然方面颇广，但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南开一校上，从1904年敬业中学堂成立，到1923年停办严氏女学，改办南开女中；从壮年到年逾花甲，亘二十载，未尝中辍。对南开的创办、扩充以及保持良好的校风，付出了不少心血和精力。正如齐植璐先生在所著长文《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中所述：“张伯苓称严修为南开的「校父」，并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这位老校长的这番话，我们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修所以无愧为南开的「校父」的光荣称号，这不仅由于他以自己的家馆为胚胎，在本宅偏院办起了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为南开学校奠定了初基；更重要的是，南开学校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这整个学系体制的缔造中，无不倾注着他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早期的筚路蓝缕阶段，没有像他这样享受较高的道德声望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奔走筹维，是难以有如此成就的。这从南开学校创业进程中的一些事例即可加以说明。………… ”


“为了筹办南开大学，严修又是不辞劳瘁地南北奔走。1918年访美归来后，又派孙凤藻代表他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请求鼎助。奔走结果，据严氏日记及南开学校文献所载，募得款项为数不少。….. 严修自己也于1919年和1922年分别捐赠购书价款2000美元，还捐地折款1.8万元，南开学校自开办到1927年止共得捐款120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


“开建校之后，一切校务皆由校长张伯苓统筹负责，但对学校重大设施问题，在早期严修还是非常关心和过问的。他重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他手书的40个字的《容止格言》悬挂在当年南开中学东楼甬道中大立镜的上方，成为多年来养成文明礼貌，遵守纪律，讲求卫生等良好校风的行为规范。他与张伯苓苦心擘划，确立了要求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教育方针，设定了比较完备的课程科目，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各课。他对于有助于学生提高思想、陶冶性情的社会活动，亦热心给予赞助与支持……… ”


勤奋半生，从事革新教育，幻想教育可以救国。然而，事与愿违，国是依然不堪闻问。这使严修到了晚年巳有所领悟。对于一位笃信“改良” 可以“救国” 者来说，这诚然是一幕悲剧。不过，由于他的努力，却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有用人才，造福于社会。其功固亦不可没也。


周恩来1919年自日本返国，五月抵津。斯时，“五四” 运动爆发，周同马骏等人立即投入并担负起领导这场火热的反帝爱国斗争的重任。


南开大学建成后，于1919年9月5日和6日举行入学考试，录取新生96人。周恩来与马骏同被录取，周入文科班学习。同月21日严修在私寓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有黄郛（膺白）、范源濂（静生）、张伯苓、邓澄波等人，皆教育界一时耆宿。


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除严修，张伯苓及徐世昌、孙凤藻等来宾外，包括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当时曾摄影留念。周恩来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位置上。


（三）


周恩来进入最高学府南开大学，成为南大成立后的第一届新生。1919年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即开始授课。但是，周恩来并没有从此闭门读书，而是没有一天停止过他所进行的进步的革命活动。同马骏等人继续领导天津市各界抵制反动当局镇压爱国行动的抗暴斗争和支持全国各地的抗暴斗争。


天津反动当局决心扑灭爱国群众的斗争烈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于1920年1月，逮捕南大庶人主任马千里、学生马骏等12人。为了反击反动派的进攻，1月27日南大师生及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集会，声讨卖国政府的反动罪行。29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率南开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三千余人浩浩荡荡奔赴直隶省分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武力镇压，并逮捕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四人，被捕人员在狱中始终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正义压力下，7月17日反动当局被迫释放被捕代表


从这年1月29日被捕到当年7月17日获释，周恩来在狱中度过了半年时间。经过顽强斗争，终于出狱。不料，正是在这段入狱时间，张伯苓校长根据教育厅的指示，将爱国学生代表周恩来、马骏等人开除南大学籍。


严修对“五四运动” 的态度是：在开始阶段，曾同情学生的国国行动。他任由严氏女中学生出宅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其后，则又认为学生不该采取“过激行动” ，致使局部扩大化。迨至反动当局残酷镇压学生，则又深表不满。这种左右摇摆，前进矛盾的态度，正符合一个典型改良主义者的身份。


1919年末，严修南游杭州，由浙江教育厅长伍仲文陪至苏堤。严说：“东坡守杭，筑苏堤以惠后人，不仅勾留湖山风月而已。”时“五四运动” 学潮方亟，伍因请益焉。公曰：“因势利导，等于此水夫。使泄之得其道，则泽物矣。”


尽管他的政治见解如此，严修对一位始终参加领导“五四运动” 和抗暴斗争、采取过许多“过激行动” 、既被反动当局投入监狱、又被南大开除学籍的周恩来却又另眼相看。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择南大个别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根据李福景先生之子李竞同志的口述笔录：“对于谁应该出国，首先是由严老先生和张校长商量的。他们都同意派周恩来、李福景两人。其后，并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一致认为周、李符合条件，同派他们出国留学。于当年11月启程。………. 到国外之后，进哪所学校由自己联系决定．他们两人先到法国，然后我父亲去英国，周总理留在法国。由于总理住址不固定，所以，以后三年的举学费都是我父亲转给总理的，每学期领一次。后来，父亲考取了一个奖学金，而总理的开支又大，于是，就把两份奖学金都转给了总理。周总理在1962年还提到过此事。总理在法国不是勤工俭学，靠的是严范孙奖学金。他只是为了进行社会调查才做过短期的工作。严范孙奖学金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严修在1921年4月28日寄给当时靠官费在法国留学的第六子严智开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周、李出国之事。信中说：“昨李琴翁（按，指李福景之父李琴湘）携示李新慧（福景）家信，英伦物价奇贵，拟偕周翔宇（恩来）先来法国。计算此时，到法巳久，汝必与之相见矣。兹有答彼二人之函，望即转交。闻留学官费亦多欠发。汝现在费用短绌否？”


周恩来一到法国，即又投身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向严修进谗，说周到外国思想变了，又加入了共产党，劝严不要继续资助他，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给周寄钱去。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到以上事实。在埃德加．斯诺于解放后出版的修改版《西行漫记》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译如下：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以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工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以后，周又对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修引用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


（四）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电请张伯苓自渝来京，住傅作义将军家。总理曾往探视。张离京前，总理又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为张送行，同席有张伯苓长子张希陆和周总理昔日同窗好友李福景、潘世伦等人，邓大姐也在座。当时情况，根据张希陆先生回忆：“因为抗战期间总理在重庆时，曾多次问校长有无严先生的像片，因此，那天我们把印好的像片带去。就餐时，我把像片交给总理。总理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这些话是我及在座人亲耳所听，我至今未忘。”


50年代后期，周总理嘱咐严修的侄孙严仁曾编写一本《严范孙年谱》，并安置他在天津文史馆专门从事这一工作。严仁曾主要根据严修几十年的日记，摘录编写，历时数载，编成十余万字的初稿，于1964年送请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审阅。章老阅后，认为不经较大修改尚不宜迳呈总理。可惜，随即发生十年动乱，修改工作一时成为不可能。


总理劳瘁过度，又受江青一伙迫害，过早地离开我们，以致这样一件由总理亲自交代的任务，未能在总理健在时完成并呈送总理审阅。这是我们一直感到异常难过的事


1986年4月5日清明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