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下的中国
博弈论里囚徒困境实际上说的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人都怕吃亏而率先作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我觉得囚徒困境能够解释当代中国的个人和企业行为。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都知道，欧美包括日本等国的老百姓非常遵守法制，具备很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如地铁里的上下车，在那里等待上车的人很规矩的在门侧等候，让上面的人先下来再自己上；开车保持一定的车距而不用担心有车会突然插入抢道；晚上没有人看着的时候也会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挥；这种广泛的对社会公德的遵守，是一个集体理性的表现。从经济学角度讲，达到了纳什均衡。
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现象。地铁和电梯永远是不等人下来就开始往上挤了，开车经常被抢道插入，任何事情甚至包括看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通路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囚徒困境的现象：人人都怕吃亏而率先作出损人利己的行为。
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欧美日的的社会效率是很高的，对社会公德的遵守减低了很多无谓的社会成本，有人研究过，由于保持车距和遵守交通规则，日本一个绿灯时可以通过的车比中国的多；而中国的社会成本很高，比如交通，大多数浪费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些互不相让的行为。
这些成本上的道理实际上有点智商的人都懂。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有人总喜欢说人的素质不同，或者说文化不同。
我不相信人种的区别，更不认同文化区别的说法，我觉得日本人遵纪守法有制度上的原因。日本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封建的制度，有时甚至有上百个番王和及其统治的领地，这实际上形成了制度竞争的良性环境。 因为任何一个番王的制度不好，就会失去竞争力。长此以往，日本人对公平的制度有信心，在公平的制度里，人们知道利人也是利己，而形成了遵纪守法的道德和行为方式。 实际上，选择移民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他们潜意识里就是对这些外国的制度有信心。
因为一个好制度肯定是全民参与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一定是公平的，或者是制度竞争的结果，也照顾了公平性。所以对制度的信心就是民众对集体行为或者别人行为不损害自己的信心的体现。奥巴马作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当选总统实际上说明美国人对制度有信心。而台湾马英九必须靠形象和廉洁自律当选实际上说明民众对制度还缺乏信心。
那么从制度上怎么看中国存在的严重的囚徒困局问题呢？中国从秦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封建国家，缺少制度竞争的环境是产生不了好制度的，大一统国家要想稳定只能靠不断的对反对派的政治压迫，和必须培养依附于制度的利益集团，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这些利益集团服务的。这种制度的不公平会使人人都想成为利益集团的成员，其结果是形成了体制化的利己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
所以，在中国，寻租行为在建立规则的时候就开始了。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总结到：中国现在是由利益集团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专家立法，他们往往在制定规则时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自己可以利用的漏洞。这几年的包括大小非的方案，就是服务于一个国有资产这样一个大利益集团。计划生育的国策一直没有成功，而成功国家的经验，如提高教育水平，不会被拿来运用等等，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它控制着有关计划生育的一切利益。而搞教育的利益则归属教育部门了，是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事情了。
丁学良教授认为，在这种制度里，利益的大头由利益集团拿，而成本的大部分由不知情的民众来贡献。从股改为国企的三角债解套开始，哪一个政策不是验证了老百姓买单利益集团得利的说法。每次新政策出台，表面上让老百姓感觉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但等政策出来后，再看其结果，则一定是令人大失所望。
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囚徒困境下的企业行为。我觉得三鹿知道如果它不这样做，可能就给了蒙牛和伊利赚便宜了，而且蒙牛和伊利多数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三鹿不这样做的话，它就没法竞争和生存了。
在这种制度环境里，人们会对任何规则产生怀疑，在可能的情况下，特别是对自己可能有利的时候就一定会践踏这些规则。 然后是这种行为的恶性循环。没有任何规则会得到遵守，而社会形成靠潜规则运行的习惯。
我相信人的行为是制度的结果。而且我认为文化也是制度结果的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囚徒困局下的中国，由于不信任规则的公平，人人追求个人的最优策略产生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最糟糕的结果,是一个人人抱怨,抱怨人人的社会。
中国人喊了很多年从我做起的口号，毒奶事件后，最近也不断有人呼吁企业建立诚信。但如果人互相都没有诚信，企业的诚信如何建立？所以，我预测这种呼吁一定完全没有效果，也说明这从我做起的口号也是错的。目前的中国人实际想要的从你做起，我来享受。
所以，中国和中国人的改变应该还是要从制度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