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是哪个ID 发表的言论，大意是以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好傻，被洗脑了。如果生活让他们重新选择，他们肯定不会那样傻乎乎回国卑微地贡献了。

想起我的父亲，他也算日归，我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去日本做访问学者，80年代中的出国还是很希奇的。父亲曾经考虑过我和弟弟是否要出国留学，他可以在那儿安排，但他自己回国是肯定的，因为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他得回国贡献。我自说自话读了法语，也是属于被影视作品“洗脑”的，坚决不读日语，尽管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父亲要去大阪医学院做研究，当然，我还搬出了日本女性地位低的论调。其实，那个时候，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到底如何，我也不得而知。我只有一个偏见：日本女人嫁了人，就不工作了，就呆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了，哪知道，现在，能做家庭妇女，是时尚，也是幸福。

比我父亲更早出国的是大树的父亲，我的公公，跟安校是校友，物理的，他是80年代某一天，和陈冲同一班飞机飞的美国，在美国东部周旋了好几处大学，研修了好几个年头，比我父亲还死脑筋，想都没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去美国留学。

大树的父亲至今仍是上海某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想退下来，还退不了，我父亲也一直在医院工作，还跟我叨叨他的某篇医学论文又发表在哪个国际杂志上了。我有时不屑一顾，对他说：您老就歇歇享受生活吧！但父亲在加拿大度日如年，归心似剑地回国工作了。

我询问过两位老人，问他们后悔不。我的父亲和我的公公都是一个态度：干吗后悔啊？他们有很大的成就感。

大树小的时候，父母总是要出差卫星导弹发射基地，所以，大树和他的弟弟相依为命，他的烧饭技术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

我想起小时候，父母的巡回医疗，我父母都是外科医生，不是下放农村，就是值夜班，我一直认为我的童年不是很愉快，尤其是我母亲，工作压力大，老拿我和弟弟出气。

我和他们的交谈中，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怨言。大树妈妈来温哥华居住的时候，和我们谈起卫星发射，目光炯炯，讲许多故事，我看到她脸上的光辉，那种幸福感，该用什么来衡量呢？

他们这一代的价值观确实无法用今日的价值观衡量。人，活的是一种感觉。也许，海归们也并非冲着多少年薪回归的吧？

如果，那种成就，荣誉感，都失去的时候，不知道会怎样？至少，我家的两老海归，在这方面，是完全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