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分子与奴才主义

面对财富面对特权，适当高调一点狂一点，乃知识分子本份，更是儒者本份，这方面孔孟就是榜样。但有些人正好相反，十分低调向领导，一味高调朝民众；一味谦下对强权，十分勇敢朝弱势，或高举道义旗帜追逐一己名利，口头上利他主义行动中利己主义；发言冠冕堂皇行为龌龊下流…等等等等。

这类高调，其实是一种伪高调，这类高调分子，与奴才主义无异。

奴才主义与专制主义一体两面，互相促进。为了分一杯特权之残羹，奴隶一变为奴才，二变为帮闲，三变为帮凶。奴才如有机会取替主子，比原来的主子更凶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循环，这就是中国政治三千年来一直在退步的最根本原因。

还有些高调，虽不全非、不全伪，但完全不着调、不靠谱，令人不耐。

比如，放着父母兄弟之大仇不报，却要为陌生人乃至外国人伸一般性小冤；放着近现代之国仇不报，却要代报遥远古代王朝之仇；放着眼前之切身大债不讨，却要去追讨满清入关所欠血债；放着压在身上之当地贼寇不顾，却对着“满清余孽”乃至秦始皇秦桧们的“遗孽”喊打喊杀。又比如，对古代君主“军主”僭主的篡逆恶行满腔义愤不共戴天，对眼前的特权制度却十分温柔百般辨护；满口儒言佛语却没有一点真功夫真力量，或高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却在不入流的小吏面前装孙子…

诸如此类众多高调分子，虽然不一定是、但很容易转化为奴才主义。例如，当年曾有人高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被人威胁了几句，还没进拘留所呢，就扒下了从此改唱颂歌—-儒言佛语唱颂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呵呵。

高调不是不能唱，但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必要的“內力”的基础上，不能言行割裂，不能象上述各类高调分子那样离谱乱唱。否则，自欺欺人而已—-也欺不了几个人。无论怎么包装文饰，假冒伪劣丑的东西终究要露马脚现原形。

不论是否转化为奴才主义，假冒伪劣丑人士对敢于揭发的明眼人、对东海们难免痛恨有加。鲁迅说过，在中国，帮闲帮凶们往往比主子更加凶恶毒辣，这是洞悉人性、千古不易的真理，东海补充一句：来自背后的暗箭往往比对面的明刀更加狠毒难防。

这种暗箭不一定来自帮闲帮凶，也可能来自众多愚民特别是“有知识的愚民”，还可能来自某些同道及盟友。他们是专制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又很容易变为或很喜欢充当施害者。中国人、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特殊。

为此，在警惕专制主义的同时，东海对某些同样受尽委曲苦难的群体和人物，同样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为自己为儒家，为了我灾难深重的中华。

历史无数次血淋淋地证明，无权者的仇敌往往藏在弱势群体中，知识分子的大敌往往躲在“知识界”，大儒真佛的大敌亦往往不在本门之外。真仁真义真慈悲者，不仅要遭受假仁假义假慈悲的特权欺辱，还要防范所同情所试图救度的对象以及“自己人”的恶意猜测、抹黑和残害。自古以来，死在自己人手里的英雄豪杰少乎哉不少也。连释尊、达摩、慧能等都曾受到过自家人的暗杀。

近几年来，东海儒学遭受的各种诬蔑、排斥、压制和封锁，首先当然是拜特权所赐，在具体行动上更多的则是各种“文化人”的功劳—–至少“他们”是很积极、很高调、发展性地配合着的。据了解，有些“文化人”不仅主动配合、而且还曾冒充官方“上意”来打压东海！

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一切的主要责任仍要归于专制主义，归于时代共业。

十年来，东海虽“闭门高隐”，但信息并不闭塞，对天下大事和大势及各方势力都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各方豪杰或儒者不论大小真伪，基本上逃不出我的大火炬眼大圆镜心，特别是真儒大儒的出现，必能感得东海大潮相应。

目前儒门中伪者众而真者难逢，小者众而大者难见，与时代的要求距离大到不可以计。我期待着广大儒者的成长，期待着真儒群体的出现，共同致力于优化制度、重建道德，让中国历史跳出千年不变的循环圈。只有这样，各种倍高调分子和真奴才主义才能被扔进历史垃圾箱，中国人、中国社会才能文明化正常化。2009-7-18东海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