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余杰”等（东海随笔九则）

《教授之禽兽化》
儒家讲究师道尊严。这个尊严，来自于学生的尊重，更来自于老师的人格高尚和道德自尊。可而今中国，早已师不师、生不生矣。生不生，主要责任又在老师、在学校、在教育。一篇网文《导师白天教授晚上禽兽，女硕士自曝用肉体换学位》，为学生之垃圾化和教授之禽兽化作了一个很好的注。

该文说的是新概念英语的编者、中国英美文学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何其莘利用特权玩弄女学生的事。文中说“他经常这样对自己的学生，本科硕士博士都有，甚至连学校的女老师他也不放过”，同时还提到个叫张中载的老师及上届校长王福祥，与何其莘是半斤八两，而且“这种事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有光荣传统的”。

读之令人心惊。文中所言未曾证实，但我想，多数人中国人都会相信是真的，我认为，对这类 “光荣传统”发扬者，如果法律不好追究，校方理当惩处，否则，受迫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丈夫、男友及兄弟亲朋可以、应该也有权对这类“叫兽”进行必要的报复，一雪耻辱！ 2009-6-9

《陈昭瑛一针见血》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在给《儒家邮报》百期寄语中提及：

“台湾的儒家学者在民主化过程中缺席，因此在今日统独囊括言论市场的情况下失去发言权，面对各种重大议题常处于失语状态，台湾的民主也因此失去了可以从儒家思想吸取传统养份的机会。”

一针见血，引人深思。

由于自由主义道德资源的不足，在特定地区和国度的民主化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本土文化和道德传统的配合，纵然成功，也会弊端多多。台湾政治一方面比大陆先进一步，另一方面劣迹乱象不断，此为要因之一。

台湾民主的成功，是台湾人民的幸运；台湾民主“失去了可以从儒家思想吸取传统养份的机会”，又是一种不幸。另复须知，儒家思想不仅有足够的养份供吸取，它对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更有很好的指引、导向及道德奠基作用。

儒家以民为本，就要为民维权，为民争权，就要争取早日建设一个能够有效地、高度地保障民权的制度，这一切离不开真言实论，为此就要为自己也为民众争发言权。这都是儒者份所当为。在社会转型期，中华文化圈是最容易出大儒的。“面对各种重大议题常处于失语状态”，乃儒家之耻。

比起大陆，儒家传统在台湾毕竟仍有残遗，大陆儒家才真正长久以来完全“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原道》及个别儒者做得好些，但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依然很不够，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这有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更有儒家群体自身的问题。我们该好好反省了。2009-6-9

《对待错误的态度》
谁都有行差踏错犯错误的时候，大多数过错也都有改正的机会，只要不是死罪，没有触犯刑法就更好了。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所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更之，人皆仰之”。小人反是，有了过错，藏着掖着隐而私之，唯恐藏得不深、遮得不密。实在遮掩不了，就巧言狡辩、伪饰遮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也可以理解，作为人性的弱点，不仅小市民如此、领导阶级如此、文人墨客如此，一些志士也不例外。就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时代非小人者寡矣。曾有人要我代为保密一件不太光彩的小事。作为朋友，这当然是份所当为的。不过，内心里不免有些好笑。2009-6-9

《杀一人得天下不为也》
或曰：“儒家充其量，也就是在绝对控制国家政权之后，杀几个他们所讨厌的人，在遇到手无寸铁的“乱民”或一点军事能力都没有的“暴民”时，可以大开杀戒一回。而一旦人家手里也有了刀，跟他对杀起来，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这是对儒家极大的误会。个人层面，儒家主张以直报怨，对于怨仇，要报以直道，不能循私乱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计代价，不顾生死，必报，故《春秋》大复仇（大，推崇之义）。不过，复的必须是正当、正义之大仇。如果君不君而被革命、父有罪而伏法受诛，臣与子皆不得复仇。

在政治层面，一切依礼法（儒家刑法以礼为本、礼以仁义为本）而行，如合不礼法和情理，杀一人得天下不为也，岂容任意乱杀，岂容以“讨厌”为杀人理由？另外，面对邪恶有没有办法、办法高低、效果如何，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历代儒家中军事家、谋略家多得是。2009-6-9

《唯真理是从》
不少“主义”、“道理”、思想、观念等，明明没道理、明明已被事实证明为落后谬误反动，可一些人就是支持、拥护、崇奉、鼓吹之。溯其原由，有的确属愚昧，有的则是出于私心，动机不良。因为某种“主义”、思想能够给他个人带来利益，带来名声或特权，乃不惜狡言强辞、欺人惑世！李大钊说得好：

“言论之挟有真值与否，在其言论本身之含有真理之质与否。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李大钊《真理之权威》）

这一段话，值得言者三复。2009-6-9

《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
自古以来大智大德大文化人都有相当的自信。清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为驳斥毁谤致函上海某报主笔自辩时写道：

“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今如有人敢发如此言，必被视为大言不惭。其实，这种高度自信，乃超人的意志、卓越的天赋、历史的使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结合于乃梁启超一身而使然。

当然，自信是否实在、是否切合自身实际，与当事人文化根基的深浅、智慧道德的高低大小有关。粱启超的自信，尽管不算虚妄，但比起孔孟及东海的自信来，终究不够实在。借粱启超的话说：“东海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之能自由发言、公开开讲与否，此关我中华民族之福命也。” 我自信有资格这样说。2009-6-9

《忧乐不二》
李敖于中华文化尤其儒家了解、理解都有限，但天资颇高，偶然不小心也能想到相当高的地方去。如《李敖有话说》中这一段话，就体现出了相当的境界。他说:

“我有一个老师叫殷海光，台湾蛮有名的。他在台湾和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办了十年，被蒋介石反掌一扑，雷震被关了起来。殷海光没被关，但一次在家里吃饭时想到蒋介石，吃一半气得饭也不能吃了。最后，四十九岁，得胃癌死了。得胃癌有很多原因，可是心里不愉快是重要原因。他是哲学家啊！他是思想家啊！思想家得胃癌死掉，不对劲啊！表示你没想通啊，思想没学通啊！他的敌人活了八十九岁，你小子活了四十九岁，他比你多活四十年。你打倒什么敌人啊！你输了！所以，第一条，我就不生气！跟你逗着玩，我赢你，活过你！现在我成功了，我赢了！”

儒家圣贤忧民忧世与法喜道乐并存无碍，亦忧亦乐、大忧大乐、忧乐不二、本质上又无忧无乐。李敖这一段话，虽不中亦不远矣。2009-6-9

《自性的妙用》
禅宗公案：

“师(百丈怀海）侍马祖（马祖道一）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回头，将师鼻一搊。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搊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令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

这则公案大有意趣，值得详参。见到野鸭，是自性所见；感到鼻子疼，是自性的所触；自性如如不动而又随缘显现、随缘作用。“适来哭，如今笑”，哭者笑者都是自性的妙用啊。2009-6-8

《性在何处？》
佛教也是讲体用不二的，禅宗尤然。禅宗典籍载：异见王曾问婆罗提尊者：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作用，在胎曰身，处世曰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捏，在足运奔（《五灯会元》卷一）。

波罗提尊者所答，即是因体（性）起用，由用显体。只不过佛教为出世法，禅宗虽已中国化，相当入世，仍挂在佛教名下，故其“用”仍大有局限、仍疏离于政治、制度、科技之“用”。2009-6-9

《余秋雨和余杰》
曾作百字随笔《佩服余秋雨》，人能宏道网友劝我曰：“含泪劝东海，莫骂余秋雨。死虎不可打，打了惹笑话。”

其实余秋雨何尝“死”？活跃得紧、得意得紧、受宠得紧、生龙活虎得紧哩。
近余秋雨一篇新文谈扫墓的文章谈到四位“咬余专业户”“古余肖沙”。古远清、萧夏林不了解，沙叶新可敬，余杰可厌。

但余杰无论怎样可厌，比余秋雨强得多了。余杰狭隘浅陋虚伪终究有度，余秋雨则是完全无度、完全不可救药。这是他们的文字及各种公开“事迹”留给我的整体感觉和印象。2009-6-8
东海老人
首发《xx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