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

人民币升值压力本质还是经济结构性问题

从根本上讲,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经济出了严重的结构问题。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正常状态: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所以工资上涨、价格上升,然后带动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涨,这样全社会整体价格水平上升,实际汇率上升。而中国情况却走了样:贸易部门价格长期上不去(所谓中国制造、价廉物美),非贸易部门价格也上不去,实际汇率上升缓慢甚至下降,逐步演变成巨额顺差,劳动生产率上升结果很大程度上都累积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

原因很多,核心是整个价格体系存在系统性扭曲。

一是人口红利未尽。刘易斯拐点未到之前生产利润难以通过提高工资使劳动者受益,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超过工资增长状况持续存在;二是政府垄断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能够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低成本的环境污染,也包括垄断部门税后利润不分红,使得其储蓄率急剧上升,资金机会成本变得非常低廉。低廉的要素价格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根本不需要很多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即实际汇率的提高。

很有意思的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产生了反向“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长期失衡累积的货币因素,首先推动了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迅速上升,同时工业部门也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影响,加之美元泛滥所引致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直接推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红利的消退,当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赶不上上述成本上涨的速度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倒逼着反推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来转移,笔者认为,这就可能进入一个所谓的全面的通货膨胀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之旅或已走到尽头

谈到人民币对外加速升值、对内贬值(通胀上升)的状态,某些人坚持认为人民币升值得太慢、升值得不够。

理论上可以这样看。因为实际汇率上升=名义汇率上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进步所导致的实际汇率上升,要么名义汇率升上去,要么价格涨上去,如果名义汇率升得不到位的话,必然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释放。因此主张人民币名义汇率大幅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问题是,我们过去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有多少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有多少是资源消耗的结果?低要素价格支撑着高投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持续?这直接决定了人民币实际汇率未来上升的空间。

很明显,过去支撑长期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因素中,现在除了人口红利还能向后再延续五六年,其他资源要素红利几乎都已经走到了尽头。

政府正在为煤、电、油、运、气、水、土地等要素的长期价格管制和扭曲付出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经济与美元拴得越来越紧,美元长期疲软,加之次贷危机将全球的资金都赶进了商品市场中寻求避险,导致原油、农产品价格暴涨,成为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此外,政府不得不回头弥补环境、社保等方面的历史欠账,中国企业由于成本外部化导致产能高速扩张的景气期已经结束。

当各种要素红利耗尽后,经济推动力也就失去了动力。这意味着既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劳动生产率进步已经接近尾声。换句话讲,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已经阻隔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空间。未来中国只有从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才可能重回进步的轨道,也就是出现实际汇率的重新上升。故此,随着理顺价格的改革展开,通胀压力逐步释放,很可能的结果是名义汇率贬值压力开始显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