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1949年登上《TIME》封面



５０年代初，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驱车前往台东巡视


吴国桢一生点滴


2005年01月10日06:48


作者：侯杰 冯志阳 


周恩来的同学


　　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都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当时，年仅15岁的周恩来也考入南开中学就读，看见吴国桢年纪小，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难以自理，一向“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的周恩来便常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多方照顾吴国桢。天长日久，二人感情倍增，情同手足。在校期间，两人曾合影留念，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这张照片现在还悬挂在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


　　周恩来等在校期间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原本性格内向的吴国桢也加入了该会。在周的帮助下，吴国桢的活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并在演讲比赛中获奖。周恩来担任会长时，吴国桢担任童子部部长。后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扶桑，而吴国桢则考进了清华学校。


　　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市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戏剧性的婚姻


　　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吴国桢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当时一位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吴国桢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紧接着，吴又追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于是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黄小姐是黄的长女黄卓群，当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因天生丽质，被誉为该校校花。黄放假回汉口时，在这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被老板私下添印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结果引起吴国祯的注意。


　　后来，在吴国桢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1930年，二人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吴国桢和黄卓群的这段姻缘非常美满，两人相依相伴走过了一生。半个世纪后，吴国桢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的一位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文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


　　吴国桢的仕途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曾做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吴国桢也携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并继续在台湾官场中任职。后来，由于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1953年5月，吴国桢夫妇离开台湾飞赴美国，并最终在美国定居。吴国桢从此在美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学者生活。



学者生涯


　　吴国桢初到美国，以演讲和笔耕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为其撰写评论，同时他也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吴国桢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学府任教，其实，凭借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他应该是诸多高等学府争相聘请的对象。但在50年代，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同时，一些名牌大学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讲坛，操纵刊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国学者。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于1949年4月来到美国，本来也打算在美国东部的大学里谋一教职维持生活，正由于人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学讲坛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适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300美元，每日埋首故纸堆里编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这种背景下，吴国桢想在大学中谋一教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伦理观、道德标准以及渊博的学识都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学院改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情地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1965年，吴国桢应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来到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吴国桢即与《亚洲研究》杂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版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40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