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8月23日 来源:南方周末

  在美国,究竟是谁在支持台湾?为何支持台湾?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决策,让美国始终不愿放弃这个远离自己的孤岛?南方周末记者经半月调查,台湾在美的种种“公关”、“游说”,逐渐浮出水面。

  8月21日,陈水扁过境美国,在阿拉斯加暂停一个半小时。其“外交”内幕,尚无从了解。但南方周末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在以往台湾地方领导人“访美”、“过境美国”背后,游说发挥巨大作用。其实,游说对于台湾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任何涉及台湾的政策、法律都是其游说公关的对象。

  7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称台湾为“主权国家”!提出这项议案的4名议员要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解除对台“外交关系”禁令,允许台湾“高官”访问白宫,正式文书以“国家”口吻称呼台湾。

  美国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办公室(Majority Leadership Office)的工作人员克里斯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都会通过数十个亲台议案,其中不乏“保卫台湾”等高调表态。

  “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障碍不在台独势力,而在美国。一旦台海有事,美国的态度可能会给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带来重大威胁。”北京大学中国国家战略中心秘书长于铁军认为。

  暗流藏于K街:“议员们从不埋单,掏钱的是说客们”

  美国首都华盛顿北部,一条宽敞大街横贯东西,当地人称之为K街。美国犹他州参议院议长瓦伦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条看似普通的街道,影响之大,堪比美国白宫和国会山。

  而台湾当局,也正是通过这条街上的暗流,跟美国方面建立频密联络。据了解,李登辉访美、“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通过,许多对台海问题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背后,竟都有幕后力量推波助澜,而这股暗流,就隐藏在K街之间。  

  华盛顿当地人说,K街有“四多”:高级餐馆多,豪华轿车多,银行多,游说公司多。南方周末记者自美国公共诚信中心了解到,K街为代表的华盛顿游说业十年间营业额由15亿美元飙涨至25亿。说客数量在近五年中也翻了一番,由1.7万增长到3.4万人,其中包括约240名前国会议员和2000多名前政府官员。

  在华盛顿,有许多向客户收费,然后为维护客户利益,影响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的“说客”。这些人许多本来就曾经是议员和高官,凭借在位时与当权者私交甚笃,退休之后“发挥余热”,开办游说公司。这些公司能量巨大,经常对美国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其客户包括国内的利益集团,如大型石油公司,军火公司,行业协会,也还包括国外政府、机构等等。而K街正是游说公司最为集中的地方。

  肯塔基州参议员、曾做过十年职业说客的理查德·罗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美国游说业存在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言论自由理念和美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即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和看法,包括对政府的表达。但因为大多数平民缺乏时间与精力去找政府,于是说客们以公民身份行使这一权利,就有了合法性基础。

  K街诸多的游说公司带动了这条街上的高级餐厅消费。2020号的Prime Rib餐厅,是华盛顿最著名的高级餐厅之一,除富丽堂皇的大厅外,还特别备有安静的私人包间。Prime Rib的“精制牛排”多次夺得全美烹饪比赛大奖。该店公关部的比尔·卡特(Bill Crater)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店是议员等政界要人以及说客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家人,“这里就是华盛顿的上流社会”。

  “我们餐厅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不少也是亚裔人士,日本人,韩国人,还有不少台湾人。”比尔说。  

  该店普通的一份牛排要50多美元,最便宜的红酒也在50美元以上,20年前酿造的法国红酒标价800美元。一份“贵宾级”正餐约需10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人月薪的三分之一。

  “这里的价格是一般华盛顿餐厅的两倍,和全美餐厅的平均水平相比,则要高出数倍,连给服务生的小费也比别处高出许多,而这里也只是K街多家高级餐厅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凯瑟琳说。

  美酒佳肴,谁来埋单?“议员们从不埋单,掏钱的是说客们。”美国记者朱迪(Boss Jody)在其文章中道出K街的“潜规则”。“而游说公司的公关费用,花的都是客户的钱。”理查德·罗丁介绍说,一般的游说公司公关费用,都从委托客户交付的费用里出。

  据《纽约时报》报道,议员们在K街的高级餐馆用餐,常得到“意外惊喜”。前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雷夫妇和朋友在某高级餐馆甫一坐定,餐馆经理旋即收到某说客的电话:“请把第6桌的一切费用都记到我账上!”文中所提到的迪雷也是美国众议院中著名亲台派之一,在多个议案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台湾,曾在1998年提出《加强台湾安全法》并推动之通过。陈水扁2001年过境得克萨斯州,迪雷特意邀陈水扁在自家后院品尝烧烤,邀其一道观看棒球比赛,并赠送牛仔马靴。

  理查德·罗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台湾是K街最大的客户之一。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台湾公关花费每年均超过325万美元。 

  追溯“秘密链条”:3个来源、3驾马车 

   那么,每年砸进K街的巨款从何而来?台湾前资深外交官张亚中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台湾的游说费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立法院”批准的“外交”预算,即所说的“明账”,二是陈水扁在“国安机构”的“秘密账户”,即“暗账”。三是李登辉时期的国民党党产,如“中华开发基金”等。

  三账合一,共有多少钱?据张亚中披露,2007年台湾的“外交”预算是280亿新台币(1元人民币约合4.1元新台币),其中用于“秘密外交”上的花费约在50亿到60亿之间。而对于“国安局”的秘密账户,一直不为人知。

  2001年台湾“监察院”在调查“国安机构”员工侵吞公款案时,追溯到李登辉在任的1994年,有一笔30亿巨款未上缴。亲民党“立委”秦慧珠指出,该账户在李登辉任职时代流向了由中华开发董事长刘泰英主持的台湾“综合研究院”。

  自美国司法部获得的信息显示,1994年6月27日,一家“台湾民间机构”以每年150万美元,与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卡西迪公司签约,打破当时美国游说公司的签约金额记录,而合同甲方的署名,正是刘泰英主持的“台湾综合研究院”。双方在合同上白纸黑字,卡西迪要帮助台湾接触美国媒体和政要,加深美国对台湾的历史、文化、民主发展的了解,而其重点则是“促成李登辉访美”。

  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表态,不会让李登辉访美。但卡西迪公司还是竭力施展计策。卡西迪的骨干力量由民主党离职政客构成,创办人杰拉德·卡西迪曾在1969—1973年担任美国参议院法律顾问,在民主党党内江湖辈分极高,是克林顿的“长辈”。除卡西迪本人外,还有里根时期的国防官员、中央情报局中国事务专家福特等人。

  卡西迪公司对众多国会议员、白宫高官及其家属、助理施加影响,包括宴请国会议员及其家属,以“民间名义”举办午餐会,晚餐会,请议员演讲,并付给议员高额演讲费,向议员家属赠送购物券等。

  除了卡西迪,另两家公司特别对于台湾事务“热心”,一家是Powell Tare公司,主要在学术界组织“美台关系论坛”及各类讨论会,并邀请媒体报道,另一家是Michael Govan公司,联系众多美国民间组织,发动各种“请愿”活动,表达对李登辉的“期盼”。而南方周末记者在美国司法部了解到,这两家公司实际上都是卡西迪旗下子公司。

  仅促成李登辉访美一项,台湾的花费约千万美元,主要来自外交预算和国民党党产。“一般来说,客户的钱打到公关公司之后,即被汇入公司总账,公司的说客出去游说,所需一切费用皆可从总账报销。所以对于说客来说,关键是让议员和高官们满意,保证游说成功,而花多少钱基本无需考虑。”罗丁指出。

  1995年,弗兰克·莫考斯基等76名参议员、37名众议员联名邀请李登辉访美。短短数月中,全美竟有200多家媒体刊登广告,发表评论,为李登辉访美造势。一时间,李登辉似乎被塑造成全美“翘首企盼”的人物

  1995年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5月9日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李登辉访美决议。克林顿不得不允许李登辉访美。

  在强大的公关攻势之下,美国的大门开始向李登辉缓缓敞开。

  此后,1998年对台军售案通过,陈水扁过境美国,台湾推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等重大问题,都有卡西迪旗下说客的忙碌身影。

  据台湾中央社披露,陈水扁上台后继续加强对美公关。每每与美国签约,台湾都以“民间机构”出面。2000年陈水扁拍板,由林诚一的台湾政经研究所出面,以235万美元与卡西迪续约一年。而交付卡西迪的任务就包括“促成台湾领导人访美,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而随后,陈水扁也得以“过境美国”。

  2005年3月4日,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远赴华盛顿,以“政府”名义与美国另一家游说巨头BGR的总裁罗杰斯(Rogers)签约。这是台湾近50年来,第一次公开以官方名义与美国公关公司签约。

  张亚中指出,官方的“明岗”是台湾驻华盛顿代表,包括李大维及其继任者吴钊燮,负责日常“外交”事务,官方的“暗岗”是“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负责官方的秘密公关,民间游说外交主脑则是诚泰银行的林诚一,以“民间机构”出面。台湾对美游说的“三驾马车”互不隶属,各司其职,从三人身份推断,其共同的“顶头上司”,也是对美游说的总决策与总策划只可能是一人,就是“台湾总统”陈水扁。

巨额资金流入公关公司的腰包后,又如何花到议员和高官身上?钞票要最后“生效”,当头横亘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严格的法律。

  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郭丽莲介绍说,为避免外国政府雇佣的游说公司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法律对游说管理得十分严格。议员接受每人政治献金数额不能超过2000美元,捐给该议员所在政党的选举委员会的总额不能超过20000美元。1996年通过的《游说公开法》规定,不能向议员赠送价值超过100美元的礼物,甚至不能请议员单独吃饭。

  对于游说颇有研究的吴东概括了台湾对美游说的特点是:战略上高度重视、游说对象上全面渗透、游说主体上立体作战、游说战术上不择手段。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当年的职业说客理查德·罗丁这么说。“台湾游说集团”在华盛顿游说圈内的手段精细而灵活。不能为游说而吃饭,如果说客和议员是“老朋友叙叙旧”,似乎“无可厚非”。如果不能请个人单独吃,就办宴会,请大家一起吃。

  不方便把钱直接交给个人,就以各种名义举办餐会,邀请议员前来演讲,以演讲费形式付报酬,或者以结集出版新书为名,向政要邀约文章,以稿酬形式付钱。目前,美国议员演讲报酬的行情是,年轻议员出席餐会,发表演讲的价格都在500美元以上,而资深议员则可以拿到2000美元以上。

  对竞选者本人的赞助有限制,就把钱捐给党的竞选委员会,同时请竞选委员会分期付给议员本人。

  据了解,台湾驻全美各处12个大城市的同类机构,其工作内容都有举办介绍台湾风情物产的图片和实物的展览活动。“美国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联邦和地方议员,也会来捧场。”而展览大多免费,议员差旅费由说客垫付,回公司“报销”。

  台湾大学校友会洛杉矶分会会长张碚评价说,台湾在华盛顿的公关手段以细致著称,无孔不入,且“润物细无声”。

  五管齐下:兼有官方、民间、公开、秘密

  对于游说公关有所研究的吴东介绍说,台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并不只游说美国议员一途。

  目前来看,主要有五大管道:“外交部驻美办事处”,负责官方交往;“国安机构”,主要秘密与美国公关公司签约,或向美国提供情报;“政经研究院”,以“民间机构”面目出现,自诩代表台湾民意,既出面联系美国公关公司,同时开展“美台平民间”的民间外交。而前文所述“三驾马车”,分别是这三个管道的负责人。

  此外,台独立场十分鲜明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the 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负责发动在美国的台湾人,尤其是有影响力者。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还与美国国会的亲台组织“台湾连线”关系密切。本届国会期间,还在修改宪法、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抵制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维持欧盟对华武器禁运、推动台美高层互访等议题上积极奔走,成为台湾开展国会游说的最重要管道。台湾连线由众议员布朗等倡议,在2001年成立;2003年,参议院也成立了台湾连线。目前,众议院台湾连线议员人数已达150多人,参议院也有近30人。

  台湾对美公关的第五个管道是“行政院新闻局”,负责台湾在美国的宣传造势。

  这五条管道兼有官方与民间,公开与秘密,分工不同而又各司其职,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民众持续施加影响力。

  他们为何亲台:理念和选票并重

  “台湾游说美国的最高目标,是获得美国坚定持久的安全保护。”前联合国高官林国炯指出。台湾经长期苦心孤诣,已见不少成效。今年7月谢长廷访美,在国会山接受亲台议员欢迎。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柏克莉(Shelley Berkley)当场直言:“我坚决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在国会有一百多名同僚都支持台湾。”

  “一般来说,美国政府看重国家利益,而国会议员更重视民主、人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北大中国国家战略中心的于铁军指出。除了意识形态,这些议员亲台反华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查阅美国众议院的提案记录,多个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提案上大多有一个名字——Sherrod Brown(谢罗德·布朗)。

  俄亥俄州选举民调显示,他能够长期在俄亥俄州的选举中独占鳌头,其票源主要来自工人下层和中产阶级。而他在宣传网站的标语也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俄亥俄工人利益的代言人”。

  俄亥俄州政府发展部信息中心的科克·特雷克(Kirk Trickett)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俄亥俄州位于美国工业区中心,最大的产业是制造业。近年来,俄亥俄州饱受制造业衰退之苦,工人大量下岗,当地有不少人认为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带来的冲击。俄亥俄州美台商会的鲍勃·巴克利(Bod Barklay)介绍,俄亥俄还是台湾商人在美国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与中国大陆廉价商品带来的冲击相反,台湾的投资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作为依靠本州工人的选票来延续政治生命的布朗来说,亲台反华的理由似乎也足够充分。

  与年仅54岁的布朗相比,年过七旬的前参议员穆考斯基可以算是亲台老字辈。“穆考斯基是台湾长期以来最好的朋友,是台湾最坚定的支持者。”李登辉在2005年10月访问阿拉斯加的午餐会上,曾这样表达谢意。

  穆考斯基担任参议员期间,在参议院提出十余件亲台议案,触及政治、军事、人权等诸多方面。穆考斯基曾15次正式访问台湾,并在1995年率先写信邀请李登辉访美。

  和其他议员一样,他的当选离不开本土票源。在阿拉斯加,捕鱼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仅次于石油业,而台湾是阿拉斯加海产品最大的出口地之一。李登辉曾在1997年下令动用巨资投资阿拉斯加鲑鱼工厂。而陈水扁当政后,也授权台湾的中油公司投资阿拉斯加,协助当地开发石油产业。

  夜幕降临,华盛顿K街华灯璀璨,高级餐厅之内高朋满座。衣冠楚楚的说客和议员们或高谈阔论,或低声耳语,其话题中,可能难免隐含“台湾烙印”。K街的暗流之中,觥筹交错的餐桌下,是购买军火,是台湾政治地位的议案诉求,甚至“坚决保卫台湾”的信誓旦旦。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姚佳威

说客“暗战”国会山

美国国会有100位参议员,435位众议员,这些人互不隶属,在美国政治架构中掌握实权。在因不够重视国会而吃苦之后,大陆开始愈加重视对美国会外交

  历史“悠久”与“空白” 

  台湾对美国国会的重视可谓历史悠久。台湾前资深外交官张亚中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始于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通过拜访国会议员、在国会演讲等方式,争取美国援华抗日。

  雇佣公关公司为台湾服务,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纽约州州长杜威向台湾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推荐赖特公司,蒋介石为此亲自批下30万美元。

  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就把聘请公关公司在国会游说,作为影响美国台海政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民主党执政的卡特时代,台湾聘请了民主党背景深厚的贝隆公司;共和党执政的里根时代,又换成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汉纳·福特公司;克林顿上台后,李登辉雇佣了与民主党关系良好的卡西迪公司,并最终促成李登辉访美。

  陈水扁上台后,继承了李登辉留下的关系网,游说活动也由政府幕后出钱、民间出面演变为政府直接出面,雇佣公关公司游说国会,促进国会通过有利于台湾的议案,帮助台湾外交人员和议员建立沟通渠道。 

  肯塔基州参议员、曾做过十年职业说客的理查德·罗丁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花钱在美国游说。

  而如华盛顿游说界所言,台湾和以色列是华府最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也并不是指二者花费的绝对数额最多,而是其绝大部分都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以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更为巨大。

  来自美国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政府对美游说一度几乎为空白。自1986年起,中国政府才与Jones Day公司签约,内容是中国宗教自由和北京奥运会。待2005年周文重任驻美大使后,对游说工作给与更多重视。

  北京大学中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于铁军认为,中国以往总是把对自己的印象挪到他国身上,总以为美国政府也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整体,而往往忽视了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国会的重要作用。

  中国长期以来不够重视美国国会公关,累积的负面效应已大幅显现。据《华盛顿观察》统计,2000年后,美国国会平均每年提出八十多个涉华议案,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其中90%以上或是指责、批评中国,或对白宫对华政策表示不满。

  游说花费悬殊

  据《华盛顿观察》报道,2005年9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格代表中国政府,与游说公司帕顿·博格斯公司签约,请其在“国会事务”方面提供建议,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地以美国国会为目标的签约。

  帕顿·博格斯公司在游说机构多如牛毛的华盛顿被看成是三大游说公司之一。它的客户包括了沙特、巴基斯坦和墨西哥政府等。帕顿·博格斯公司旗下的游说主力包括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蒂莫西·查尔巴、美国前交通部长罗德尼·斯莱特等。

  来自纽约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休默曾以对华强硬著称,曾在2003年以中国“操纵货币”为名,要求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2005年9月帕顿·博格斯公司与中国签约后,曾三次拜访休默。随后,休默在2006年初主动要求访问大陆,3月20日来华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回国后,休默宣称“在中国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认识到中国推进汇改的诚意和决心”,并对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浮动表示乐观。

  此外,这家公司还先后拜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会见参众两院领袖。从2005年始,该公司三度约见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华纳的助理,向其介绍台海局势等情况。华纳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陈水扁,认为其“过激言行”威胁台海稳定。

  曾在华盛顿某游说公司实习的邓三遇指出,就目前来看,和台湾相比,大陆的国会游说仍“相形见绌”。在华盛顿圈内人士看来,台湾的公关能力和以色列政府不相伯仲,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强大的国外游说势力。

  南方周末记者自美国公共诚信中心了解到,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包括政府、民间机构、企业)游说费用累计422.5282万美元。而同一时期,台湾的游说费用则是625.4万美元。从总数上看,似乎相差不算太远。但中国游说的详细列表显示,这422万游说费用中,仅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一家的费用就占418万,中国大陆游说总花费竟不到4万美元。中国大使馆与帕顿·博格斯(Patton Boggs)签约金额是每月2万美元,而目前,台湾无论哪家公司签约,每个金额均在每月20万美元以上。

  此外,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中国与公关公司所签订的17个合同当中,只有2个是以政治为目标,其余都是贸易、教育、信息产业、打击跨国犯罪等。而反观台湾,三分之二的游说合同为政治和军事议题,指向十分明显。

  自2005年始,大陆在美国国会游说规模迅速增加。南方周末记者在美国公共称心中心了解到,2005-2006两年间,中国大陆游说迅速飙升至371万美元。 

  从“登门拜访”到“请进来”

  说客之间的暗战,不仅限于国会山。除“登门拜访”外,还注重邀请议员访问。

  台湾“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以及“中华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4年花费23万美元,邀请了34位美国会议员赴台访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沈莫寒分析,大陆邀请议员访问,大多采取正式官方形式,且邀请议员“集体来访”,而台湾更多采取邀议员单独访台,以示尊重。台湾的做法更加便于“沟通感情”,而大陆则显得灵活性不足。此外,美国议员即使单独访台,也能获得陈水扁或吕秀莲的接见。

  2001年4月,美国讨论是否向台湾出售“宙斯盾”驱逐舰作出判断的敏感时刻,马里兰州共和党议员Barratt应邀访台,得以会见陈水扁、吕秀莲等。回国后,他就上书布什,力陈应将“宙斯盾”舰卖给台湾。

  据美国华人团体“百人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对中国的印象时,普通民众认为中国是积极因素的比例为六成;商业领导人认为中国是积极因素的占63%。但在国会,被访者80%持负面态度。

  大陆与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不能只看数字。吴东指出,大陆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各种问题均可通过官方正常渠道沟通,也是大陆不重视国会的客观原因。另外,如波音、IBM等在华大量投资的美国商业巨头,在政府和国会拥有强大影响力,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强调中美共同利益,替中国说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这些大公司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