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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为鉴：让社会民主理念永存，纪念德国社会民主党150周年 |
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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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伯恩斯坦的一些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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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辛 在 海归主坛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致胡绩伟
发表于 2013 年 04 月 13 日 由 许良英
绩伟同志：
6.25信收到很久了，由于忙于别的事，几次想动笔给你写回信，都搁下了，实在感到歉疚。
你提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3年前曾在同李锐同志、你、刘绪贻同志的通信中讨论过，现在重读旧信，觉得还是很有意思。这些信，如有可能，希望能公开发表，以便让更多人共享。
你要我考证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年第二国际时，恩格斯所信奉的究竟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二个是：陈独秀当年提出的不叫“共产党”，而叫“民主社会党”，还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不妨先讨论。
认为陈独秀在建党初期主张不叫“共产党”，这个说法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出处何在？望告知。我的老伴王来棣1952年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开头5年主要研究中共建党历史，曾采访过林伯渠、陈望道、施复亮、李达等三十多人，2008年出了一本《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有李锐同志序，又便当寄赠一本给你。她说她访问过的人，从未提出关于党的名称曾出现过争论。在建党过程中的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过一篇《谈政治》，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同年11月7日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中更明确地说：“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这足以表明，当时的陈独秀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不感兴趣。上述两篇文章，是陈独秀1920年最重要的文章，陈独秀思想研究者应该都知道。
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第二国际创建于1889年，是一个松散组织，内部分三派：①马克思主义派，以W.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为代表，他们接受恩格斯领导；②无政府主义派；③改良主义派，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发展成为修正主义派，代表人物为伯恩斯坦。
但是1889年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派所信奉的已经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指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然后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变化源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出现。1869年W.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发起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他们主张通过议会选举而不是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1875年，“社会民主工党”与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两派合并时达成一个共同纲领，叫《哥达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持完全否定态度。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把“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等政治要求说成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恩格斯则认为这个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批判的”。由此可见，1875年他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接受马、恩的批评，依然以《哥达纲领》为他们的宪章，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77年党员人数3.2万人。1890年议会选举中，获143万张选票，成为德国第一大党，迫使历任普鲁士和德国28年“铁血首相”的俾斯麦下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恩格斯改变了抵制议会民主的态度，但直至1895年逝世前，他依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除非议会民主道路能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显而易见，他并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19世纪末在欧洲迅速发展。在德国以外，英国于1884年成立以肖伯纳为首的“费边社”，主张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通过循序渐进的、逐步进化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流亡到英国的伯恩斯坦深受其影响，1895年以后提出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2007年，谢韬和辛子陵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把伯恩斯坦说成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修正主义，颠倒了历史事实。
谢韬和辛子陵把瑞典实行的制度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确如茉莉所指出的，是一种误解。瑞典人继承和发扬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费边社的思想，创建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它是政治民主、福利国家、社会公正的结合体。经济上，它实行的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实行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意识形态上，强调个人自由、平等权利和互助互让精神，而非藐视个人生命的集体主义。实质上它是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
在大暑前后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陆陆续续写了这些，总算可以交卷了。能否及格，请打个分。
祝
暑安！
许良英 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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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述节选：德国纳粹化及国家一体化，纳粹通过《授权法》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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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七章：德国的纳粹化
国家的“一体化
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 4 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
全部立法权。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
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
有 2/3 的多数才能通过。
怎样取得 2/3 的多数，在 1933 年 3 月 15 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成了一个
主要的议事项目。这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公开了。
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 81 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戈林认为，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希特勒情绪很高，自信颇大。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 2/3 的多数。天主教中央党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要求提供某种保证，但是
总理相信，这个党是会同意他的。民族党领袖休根堡并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
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权总统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颁布的法律。但是
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却答复
说，“联邦总统没有必要参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像过去历任共和国
总理那样，受到顽固的老总统的掣时。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帅，同时也是向陆军方面和民族主义保
守派作一个漂亮的姿态，通过这个姿态，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权同兴登堡的威
望和普鲁士过去的一切军事荣誉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和 3 月 13
日就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
主持他要摧毁的［197]新国会的开幕式。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
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德烈大王的
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兴登堡
曾在 1866 年到这里来作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
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了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了 3 月 21 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
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 1871 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
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海陆军将领们在头戴
髑髅骠骑兵的头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
进入会场时，腓德烈大王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临。
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且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
式进行时一度注意到——他并且记在日记中——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
着灰色军眼，胸佩黑鹰缓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
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
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
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愿这种传统精神把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希特勒的答词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
取他们的信任。
“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
“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的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个星期
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
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
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
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
能看到听到。
两天以后，在 3 月 23 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
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
（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它一共只有短短
的 5 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
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 4 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
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
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
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
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
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
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
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
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
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
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 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
留”。他态度[199]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
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
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
“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
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
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
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
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
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
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
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
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
行，结果是 441 票赞成，84 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
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
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
两个国歌之一：
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
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
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
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
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
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
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
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 1933 年 3 月 23 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的独
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
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
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
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
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
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
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
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 3 月 9 日晚上，
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
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
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
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 31 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
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
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
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 4 月 7 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
命了各邦的邦长（ReichsstaathaIter），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
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
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
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
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 1934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
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
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
正如
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1934 年 1 月 30 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201］决
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
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1933 年 5 月 19 日，国会中所
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
政策。在此以前 9 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
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
6 月 19 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 3 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
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
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
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
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 3 月 9 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 7 月 4 日就
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
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
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
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 7 月 4 日自杀，民主党
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
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
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
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6 月 21 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
事处，6 月 29 日，该党在 6 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
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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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木辛于2013-5-28 周二, 17:49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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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中国：反右运动对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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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对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的损害
刘政
2004年07月15日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拓了一条光辉的道路，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当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健康发展之时， 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从此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和有益探索中断了。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受到严重损害。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错误的思想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即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当然，解决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发展经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后，又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显然，这样做，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是，事与愿违，1957年夏季发生了预料不到的严重事件。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协助党整风，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号召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批评意见，特别是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5月初至 5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发言。据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是金科玉律？希望中央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单行法规等等。另一方面，在座谈会和社会上的鸣放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从5月15日起，开始写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獗进攻的问题。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很快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加上采取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进行，这就使这场斗争严重的扩大化了。如把一些人在党的会议上或人大会议上的正常批评，看作是向党进攻；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理论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从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谈话，说对右派分子不存在言者无罪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批示：郭沫若此篇，《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7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这样，就把右派分子定为敌人，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不是由法律来确定，而是可以随意地、主观地认定了。由于反右派斗争极严重地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建设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
表现之一：堵塞了言路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浓厚气氛。在小组会上，对被点名为右派的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不仅揭发批判他们的现行“罪行”，而且追查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那么文明。400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大都是揭发批判右派言论的内容。这些发言，有些是出于对右派的义愤，有些则是为了表白自己与右派划清界线而言不由衷的表态，不少人后来为自己的发言感到内疚。有的代表在激昂慷慨地作了批判右派的发言后，很快自己也被划为右派。会议气氛极不正常，许多代表尤其是知识分子代表非常紧张。四川省代表巴金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第595—596页)
由于毛泽东在“七一”社论中点名批判了所谓“章罗同盟”，并且把民盟、农工民主党错误地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所以在这次大会上集中火力批判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大代表。大会、小会追查“章罗同盟”的活动和罪行。实际上，章、罗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同盟”（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11页）。在强大火力下，被点名为右派的20多位民主党派中的人大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坛检讨，表示“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它极大地伤害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代表。
反右派运动中“左”的错误，不仅损害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形象，而且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的后果。全国人大代表袁雪芬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到1957年那次会议，情况紧张了。人代会成了对右派的斗争会。代表们被‘组织’起来，联合发言。讲话非常小心，心里想说的也不敢说，更不敢单独发言。”被错划为右派的全国人大代表沈志远在自我检查中说：“大概所谓言，只能私下说说，如果公之为言论，影响到别人，就变成了‘行’，而不仅仅是‘言’了。”从此他认识到：只有讲一点对别人毫无影响的话才可以免无罪戾吧。经过反右运动，大概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产生了这种认识。1958年1月，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人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到 1962年3月21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214页）
实践证明，要发扬人民民主，就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体现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体现人民民主的权利，就要提倡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在坚持宪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对党和政府的具体方针、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对领导人的讲话提出不同意见。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包括难听的话，都要听。即使不那么正确的意见，听了也有好处。重视和尊重不同的意见，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健全国家政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的头三年，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工作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从反右斗争起，这种环境和气氛基本上没有了，人大工作只能越来越流于形式。
表现之二：中断了对人民代表大会建设的探索
从1956年八大前后到1957年上半年，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毛泽东同志在八大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谈到扩大民主问题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但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周恩来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想办法”，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大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透明度等。他还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如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做了8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董必武同志在八大发言中，系统地阐述了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他提出，法制应当逐渐完备起来，抓紧制定一些急需的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要做到有法必依，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他还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批评了有些地方党政不分和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的现象。这些重要的思想在反右派运动后都不再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断了。
在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右派言论”，横加批判。例如，法律界一些人士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把立法活动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不要以政策代替法律”，“要解决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问题”等等，统统被认为是错误言论。《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说，法律界右派向党进攻的“总的口号是法治”，目的是用法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形式主义偏向，没有常设机关，也没有常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不能监督政府工作，没有真正起到权力机关的作用。”结果被说成是“诋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扣上“右派”帽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尤其值得—提的是：1957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组织力量，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案。包括全国人大增设8个常设委员会，县以上地方人大—律设立常委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等。并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前拟出了修改宪法和组织法草案的初稿。结果，反右运动开始后，不仅这个方案被搁置了，而且对参加调查研究的一些同志进行了严厉批判，说他们提出全国人大增设委员会，是“右派的主张”，是“为右派夺取党的领导权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方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在修改宪法和组织法时被采纳。可见，反右运动及其后的一系列“左”的运动，使人民代表大会建设至少延误了20年。
表现之三：人大工作不断削弱
从反右运动开始，“左”的思想日益严重，政治上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经济上大搞什么“跃进”、“速成”和公社化运动，国家政治生活陷入不正常状态，人大工作也难以开展。
立法工作基本停顿下来。据统计，从1949年9月到1954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共颁布法律法规506件，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共颁布法律法规434件，其中法律、法令25件。反右之后，立法工作大大削弱，从1959年 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1966年7月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 7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对已制定的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批准商标法管理条例和外国人入境过境居留旅行条例，以及17个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外，没有制定任何一件新的法律、法令。
对此，196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人在同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等会谈时，有以下一段说词：我们国家究竟主要靠什么进行工作？主要靠法律办事还是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根据这几年的经验看，主要靠政治挂帅，群众运动这两条，不是靠法律。当然必要的法律还是要的，我们把它当做辅助手段。我们多一点法好，还是少一点法好？我们认为少立一点，不要太多。法律条文细一点好，还是粗一点好？我们认为粗一点好。法律过细过多，会束缚群众手脚，阻碍革命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利。所以我们考虑完备的法典，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这些东西不搞好。历史上兴旺的时代，法律都比较简；法律繁了，倒是不太好的时代，都是衰落的时候。
这就是当时许多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领导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还搞什么法呀！
监督工作流于形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往往一拖再拖，即使开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会议通过的计划、预算等，会后可以随便变更，没有任何约束力。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违宪违法的事，也没有人过问。宪法上明确规定的一些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等，都当成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195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的决议；同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调整直属机构，又撤销了法制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工作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削减， 1957年前工作人员为365人，1959年后只剩下100人了。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是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逆转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从此走了下坡路。正是由于没有重视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来源：《中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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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57反右冲击54宪法和人大（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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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反右冲击54宪法和人大
孙文广
中共发起反右运动，冲击他自己制定的54宪法，视宪法如儿戏，历史说明，实行宪政，不仅要有部完备的宪法，而且要有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如违宪审判制度、多党监督制度、独立的司法和传播制度。
中共建国不久， 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其中有共产意识形态的内容，问题不少，但也有些积极的内容。三年后的1957年，中共掀起反右运动，把55万“右派”打入地狱，涉及家人以百万计，沉冤22年，严重地冲击了中共自己制定的54宪法和人大制度。
（一）打击言论、出版、集会自由
54宪法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是，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因言获罪，因文获罪，当时中共发动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他们大胆发表意见，并主持会议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结果提出的意见，最后成了打右派的“罪证”。有些人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就被批为反动小集团、裴多斐俱乐部。山东大学部分学生，因为不满《青岛日报》对山东大学鸣放的报道，而集体去抗议，被加上冲击“党报”的罪名，被打成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因为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问题，尽管他们中还有很多分歧，也被毛泽东批为章罗联盟。
54宪法三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不受逮捕和审判。”这说明人大代表具有一定的豁免权。但是很多人大代表只是因为提出不同政见，而被划右派，更有甚者把人大会议作为批判人大代表的会场，人大一届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7月15日）就将批判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作为会议的重要议程。这是57年反右运动践踏民主、践踏宪法的典型事件，人大会议不仅是橡皮图章，还变成了摧残人权、打压人大代表的斗争场合。
（二）反右后将大批人大代表、公职人员撤职，免职
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有38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在这次会议上，被罢免的人大常委有：黄绍竑、龙云、陈铭枢（注1），被罢免的还有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费孝通、黄现番、欧百川，国防委员会委员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注2）
1958年1月31日经一届人大常委会第93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被划为右派的三位部长：粮食部长章乃器（民建）、交通部长章伯钧（民盟）和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民盟）（注3）。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因是右派分子，经人大常委会撤销职务的17起。
（三）中共随意延长、缩短人大会期
54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好景不长，这种关于会期的规定只执行三年，就被反右运动打破。1957年六月开始反右，很多人大代表成了“右派”，必须召开人大会处理，于是就把下一次人大会议（一届第五次会议）提前6个月在1958年2月召开，打破了人大会议每隔一年开一次的宪法规定。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三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后，在10年之中竟没有举行过任何一次人大会议，人大活动停止了十年。
（四）人大停止审议政府、最高法、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54宪法第二十七、五十二、八十、八十四条都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都要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要听取和审议这些报告，并通过相应决议，给予评价，这是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基本方式。但在57反右后的人大一届五次（1958年2月）、二届二、四次大会都没有审议政府、法院等工作报告。1961年和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决算都没有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注4）。
（五）司法部、监察部、法制局反右后被撤销，废弃法制
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下，国务院下属的司法部、监察部、法制局分别于1959年4月和6月被撤销（同注4），使得本来就缺少保障的公民权利，现在更找不到归口管理的部门。
根据54宪法，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但在反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基本上被废弃。
（六）人大代表从此不敢问政
57反右之后，人大代表参加会议都噤若寒蝉，十分谨小慎微，不敢轻擅言政治法律问题。
1957年6月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代表提案243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23件；但是在57反右结束后，人大会议上代表政治法律方面的提案，都明显减少。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提案减少为81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只有关于民政工作的一件；1960年3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案46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一件也没有。政治法律议案的逐年急剧减少，这是57反右所制造的严重恶果。（注5）
这些史实说明，实行宪政，不仅要有一部完备的宪法，而且要有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如违宪审判制度，多党监督制度，以及独立的司法和传播制度。
注1：《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上册P173
注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第1版
注3：同注1
注4：韩大元：《1954年宪法的历史命运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注5：同注4
2007年3月17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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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八个民主党派如何成为花瓶似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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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民主党派如何成为花瓶似的摆设
打成行尸走肉的八个民主党派
在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中华大地有很多党派组织，具体有多少，难以估计，因为那时侯人们有结社的自由。体量够大而且能够被确认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十三个：
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中国民主促进会；6、中国农工民主党；7、中国人民救国会；8、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0、中国致公党；11、九三学社；12、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
我不知道有些党派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但我知道后来能够存在的民主党派只有8个：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中国民主同盟；3、中国民主建国会；4、中国民主促进会；5、中国农工民主党；6、中国致公党；7、九三学社；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是幸存者。
1957年，毛泽东通过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把8个幸存的民主党派一个个打成行尸走肉，明面上看得见伤痕累累，暗地里连灵魂也没有了，这样一来，众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跑龙套的角色，变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中花瓶似的舞台摆设，只是让观众看见政治舞台上还有民主党派而已。
下面简单展示一下八个民主党派的伤痕。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得到消灭民主势力反右派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钦命保护，免除了个人当上右派分子的厄运，但是，李主席没法保护自己的部下。
据1958年10月底的统计，民革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2088人，占民革成员总数的12.7%，其中包括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9人（占全体中央委员人数的22.3%），民革中央团结委员63人（占全体团结委员总数的27.4%），省、直辖市民革委员会委员174人（占省、直辖市民革领导成员总数的26.2%）。如此众多的领导骨干和成员被划为右派，使民革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在反右派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基本陷于瘫痪。而198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右派”进行复查的结果，除几个人曾说过一些错话外，全部都是无辜被错划的。[2]
2、中国民主同盟；
毛泽东直接命令打倒了由他亲自捏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章罗同盟”，其实也就打倒了中国民主同盟。据民盟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的35%；各省市主委、副主委30人，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而据1960年1月民盟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4450人，在全盟员中所占比例就更大了，达到13.8%。[3]
3、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有26332人。民建中央委员中有28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占民建中央委员总数154人的18.2%；民建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47人，约占当时民建成员总数24156的13%。[4]
4、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眼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露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阴谋家本相，惊恐之下堕落了，根据毛泽东捏造的“章罗同盟”及其性质，见风使舵地对章伯钧、罗隆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中国民主促进会9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0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副主席林汉达。马叙伦的女婿、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的寿墨卿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5]
5、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伯钧任主席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党七千多党员，1265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了总数的1/6。其他民主党派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严重打击。[6]
6、中国致公党
1957年反右前，全党人数600多人。致公党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4人，约占致公党成员的5.5％。[7]
7、九三学社：
1957年夏季，九三学社社员有6225人。有400余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九三学社的性质被规定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社的任务是“帮助社员进行根本改造”。[8]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台盟主席职务，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全盟有数十人被打成右派分子。[9]
党外无党的毛帝王新时代
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清党反共的政变。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七一五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此前一心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受到党内的指责，靠边站了。郁闷的陈独秀，写了一首四言诗，入木三分地讽刺无情清除共产党的国民党，12月6日发表在《上海工人》双日刊上面，这就是《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10]
……
从1957年7月消灭民主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就开始进入除了中国共产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泛滥的毛帝王新时代——共和国时代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全面消失，“以党治国”的放屁胡说疯行；“党化教育”这种专制余毒长期发作。
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为了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的合理性，毛泽东于8月12日说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这读起来顺畅的四句十六字，自然又成了毛泽东诗词的一部分。我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看见了这首诗词，名字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12]。
综上所述，不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掌权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都认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外无党毛帝王新时代，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史无前例、空前巨大的全方位伤害。
毛泽东一人专政
1968年12月，挂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召开了，通过了已经由毛泽东批准的、由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刑讯逼供的材料和伪证材料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没有上台面）；并“一致通过决议”“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的铲除异己的行动盖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图章”。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距离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接近十三年，这是很不正常的。通过中共九大，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得到了正式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九大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二、毛泽东的妻子、旗手、走狗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可是九大结束的时候，她跨过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个殿堂，坐火箭直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殿堂，得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政治地位。
三、把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没有理智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这是人类政党党章、帮会帮规中难得一见的奇文。一般而言，党章、帮规只定原则，不定具体的事情，谁当党主、帮主这样具体的事情不写入党章、帮规。当然了，“盖我即宇宙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独裁者毛泽东就是不一样。九大党章还取消了中共党员的权利，这样中共党员就名实相符地成为奇怪政党（奇怪帮会）成员的身份，惟命是听、惟命是从于党主（帮主）毛泽东、副党主（副帮主）林彪。
毛泽东的一人专政独裁大厦正式建成，从此名正言顺过上了“我即党也”、“我即国家也”的超级独裁者的生活，充分享受“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五界超人生活，美乎哉。无论是神界的上帝，鬼界的阎罗，佛界的释迦牟尼，仙界的元始天尊，还是人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统统被毛泽东扫到地上随意践踏。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摧毁瘫痪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称呼他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就明显是假的了，后来按照毛氏50字建党理论重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参见本书11.5《毛泽东的50字建党方针》），从人员组成到灵魂已经是另一个党派了。从上述1969年九大的怪状，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与1956年八大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的新党派。
在毛泽东统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一切凭票购买。2006年9月，鄙人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了两天，买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一书，该书在《“文革”票证艺术馆》里介绍：“本馆藏有五十万件以上的票证，达上万个品种。”“粮、油、布、棉、肉这些基本的票证不足为奇，可是婴儿糖票、产妇蛋票、卫生纸票、缝纫针票、干屎票、清尿票、夜壶票、月经带票……会让你张开嘴巴合不上的。”由于布票额度太少，几亿中国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微乎其微，穿旧衣、打补丁是常态。有爱美人士发明了只有领子的假领、只有袖子的假袖，穿进外衣里面确实外观上好了很多，因而风行一时。
假领、假袖、假领袖，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事物，都曾经真实地在毛泽东时代风光过，正好可以写成一副有趣的对联：
假领假袖假领袖
真事真实真事实
注：
[1]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2]姜建、王庆华：《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253页。
[3]姜平：《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4]俞润生：《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4页。
[5]马烈：《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6]姜平：《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7]王培智：《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1页。
[8]左用章：《许德珩与九三学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9]张传仁：《谢雪红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0]任止戈：《国民党四字经》，北京：《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8期，第32页。
[11]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页。
[12]付建舟：《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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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u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专家
性别: 
加入时间: 2004/02/21
文章: 4238
来自: 广州：gz_venture_club AT yahoo DOT com
海归分: 1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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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后来也扶持民主党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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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辛 写道: | | （转贴）八个民主党派如何成为花瓶似的摆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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